云霧攢動、光影陸離，海拔800多米山頂的長城烽火臺舊址之上，一座高約１米的正三棱體界碑靜靜地佇立著。碑體三個立面分別刻著“北京”、“天津”、“河北”以及界碑編號。

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鎮將軍關村、天津市薊縣下營鎮前干澗村、河北省承德市興隆縣瀝水溝村。作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處，這座界碑被當地居民形象地稱為“三界碑”。

“三界碑”下，居民生活條件差異不小，從三地農村職業護林員的收入就可見一斑。北京將軍關村有山場護林員、防火員幾十個，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干澗村 有４個護林員，夏季防汛一個月２００多元，冬季防火一個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瀝水溝村護林員只有１個，年薪不到四千元。

然而，當霧霾來襲，“三界碑”居民雖然生活貧富不宜，卻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呼吸。

“同呼吸，共命運”，當年這個美好詞語的創造者想破頭也難想到，這個表述用在大氣污染防治領域竟是如此貼切。

2013年9月，環保部等6部門聯合發布《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隨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等六省區市與環保部 簽訂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２０１４年２月以來，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以及三地雙邊協議的簽署，治理大氣污染、構建美好生態環境成為三 地的共同的重任。

完成這張“藍”圖需要的同步努力，絕不因為行政區劃的劃分而能區別責任，但治理工作有繞不開行政區劃的劃分。

翻看三地近兩年來采取的不斷精細化的“治氣”措施不難發現，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壓煤減排、淘汰落后產能、控制機動車、控制揮發性有機物、控制揚塵、控制秸稈 焚燒等已經成為三地“藍圖”中共有的部分。毋庸諱言，京津冀三地所處不同發展階段，懸殊的人財物力差異，為未來治理“同步”提出不小的挑戰。

“北京是栽兩三米的樹，我們只能栽二三十厘米的小樹苗。資金投入不足導致我們造了很多低質低效林，豐寧有８０萬畝樹林亟需改造。”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林業局副局長何萬義說。

空氣的流動性和共享性決定了它的影響不以行政區劃為界限，然而屬地管理權限約束卻使得大氣治理的資金沒法放入一個盤子，一些地方滋生的保護主義，同樣會讓聯防聯控有障礙、出漏洞。

由于發展不同，三地的利益訴求也有差異，協同治理、聯防聯控，北京、天津希望河北多做貢獻，河北希望京津多補貼。據參與三地協同發展會商的人員披露，涉及利益補償等問題，經常在會議上吵的“面紅耳赤”。

河北省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馮海波說，北京投入五六千萬元只可實現減排幾十噸揮發性有機物，若同樣的資金投在河北，有望減排上千噸。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建議，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區域，要盡快制定京津冀地區聯合控制燃煤排放、工業排放、汽車尾氣排放、道路 揚塵等的統一政策和標準，開展區域聯合統計、監測、檢查、考核和獎懲，并推進稅費改革，將環境稅作為區域共享稅征收，將共享稅的大部分用于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等，同時要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并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

再難，也得殺出一條血路。從治霾的角度講，這確實是一場戰爭，而且需要持久堅韌的奮斗才可能打贏。

原標題：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進入精細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