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星期一下午，都是氣候司的集中學習時間。今年以來，先后7次召開專題會議，組織全司干部深入學習“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戰略判斷、落實“三嚴三實”要求等重要文件，認真貫徹中央領導近期對委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結合活動，氣候司將規章制度、管理、學習制度、廉政建設等相應的規則，印成藍色小冊子，人手一冊。通過學習教育，進一步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增強了全司干部推進機關定位轉型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在做好“規定動作”的同時，氣候司還結合一季度經濟形勢分析及政策研究調研工作，由司領導班子成員帶隊赴地方進行專題調研，廣泛聽取上海、廣東、山東、浙江、江蘇等7個省市相關部門對氣候司開展推進“機關定位轉型”學習討論活動及“十三五”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建議。3月30日，氣候司還與就業司召開專題座談會，就“綠色就業”、“最后一公里”等問題進行交流。

“推進機關定位轉型要與法治機關建設相結合，不斷加強建章立制工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力爭把氣候司建設成為民主決策機制更健全、制度設計更科學、工作流程更規范的法治型機關。”蘇偉表示。

我國既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同時也是容易受到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國家之一。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們提出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這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風范。去年末公布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也提到，2030年左右我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

“我們向國際上做了承諾，做了宣示，這將倒逼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朝著更加可持續的方向推進，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蘇偉表示，“低碳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圍繞我國2050年低碳發展路線圖，氣候司加快推動低碳發展宏觀戰略總體思路、總報告和各專題研究，牽頭完成了《中國低碳發展宏觀戰略總體思路研究報告。

“應對氣候變化、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作為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抓手，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制度安排，既有宣示性，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們認真對待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也有操作性，有相關的制度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提供保障。”氣候司綜合處處長馬愛民表示。

馬愛民表示，目前，《應對氣候變化法》初稿已經完成，確定了法律框架，正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并進行修改，爭取在年內完成，明年上報國務院。另外，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的暫行辦法，今年也有望上升到條例。“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行政，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缺少相應的法律保障和支持。國內明確了到2030碳排放峰值目標，要落實和完成，迫切需要法律保障。”馬愛民說。

“溫室氣體不是大氣污染物，現有的大氣污染等法律涵蓋不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缺少法律依據，工作很難做。”馬愛民說，“政府在過去若干年中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不斷深入，為制訂應對氣候變化法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比如碳交易試點、低碳城市、低碳園區、低碳社區的試點等。同時我們也編制了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摸清了溫室氣體排放的家底。在溫室氣體排放的統計核算和報告這些基礎能力建設上也有了顯著進步。另外，國家發展改革委先后制定了CDM項目運行管理辦法、自愿減排的交易辦法、低碳產品認證的辦法和碳交易的辦法。地方政府如青海、山西也發布了應對氣候變化辦法。7個碳排放交易試點省市也有相應的地方法規，這為我們制定全國性的法律奠定了基礎。”“因此，制訂應對氣候變化法并非‘空中樓閣’。”馬愛民說。

另外，國外在氣候變化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這其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立法成功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為我們提供了基礎。如日本政府十分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制訂了世界上首部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全球氣候變暖對策推進法》，韓國政府制訂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構筑了綠色增長的基本框架，今后將依法全面推行低碳綠色增長計劃。

“國外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大多屬于專項法，比如征收碳稅，覆蓋面相對較窄，而我國的應對氣候變化法應該是一部綜合性法律。要通過這部法律確定應對氣候變化管理的體制和機制，同時確定社會各方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權責關系。簡單來說，要突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馬愛民表示，在突出制度性的同時，也會兼顧法律的前瞻性、宣示性及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