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能否“低碳”，是我國面臨的“大考”。向低碳、綠色、可持續轉型，客觀上是一場國際競賽，我們需要以戰略眼光和國際視野，積極面對和參與這場競賽，切實加強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抓住歷史機遇，爭占能源新科技的戰略制高點。在這場競賽中不落伍，并爭取走在前頭，這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中國民族偉大振興的必要條件。
未來中國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都需要實現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其中，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是新的能源革命，即能源生產革命和能源消費革命，即由黑色、高碳向綠色、低碳轉，由粗放、低效走向節約、高效。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原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在近日舉辦的中國清潔
電力峰會上提出，中國綠色、低碳能源戰略的三個支柱，是
節能優先，煤炭和石油的高效、清潔化利用，發展非化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與核能）改善能源結構。
但是，高碳與污染有強相關性，清潔電力在我國被一般地理解為“低污染排放”，認為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在中國能源具體情況下，污染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基本同根同源，環境后果已經踩到紅線，粗放發展難以為繼，向低碳轉型已是時不我待。
我國發展的高碳特征
中國單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值高出近一倍，杜祥琬給出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GDP是全球總量的12.3%，卻消耗了全球21.5%的能源。目前，我國每年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量已達6噸，逼近歐洲、日本的水平，且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在一些發達地區則大于10噸，已經觸及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處在發展峰值時的排放量，但這一數字在我國增長較快地區不僅已經達到且在增長。
究其原因是高耗能產業發展的太大、太快，形成了過剩產能，加之諸多浪費、不合理需求以及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中國每年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的50.4%，在我國的東部地區每年就要消耗全球煤炭的40%，東部地區單位國土面積上消耗的煤炭即“煤耗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12倍。而煤炭消耗中，高達一半是直接燃燒（非發電）的，這是最污染的利用方式，杜祥琬分析認為。
據悉，2013年我國共耗煤39億噸，其中發電18.3億噸，直接燃燒的超過20億噸。“油耗空間密度”已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我國東部“碳排放的空間密度”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我國目前每千人汽車擁有數雖不及美國的1/5，但中國東部的“汽車空間密度”已超過了美國。
杜祥琬表示，東部人口密度是全球均值的5倍，考慮到我國的能耗和能源狀況，東部的環境負荷已比世界均值高出5倍以上。因此我國最基本的國情是：環境容量顯著小于世界平均值，我國發展的高碳特征已十分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