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大環境中，所有企業、政府都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必須走向可持續發展。而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脫碳，還包含著健康發展、經濟發展以及生態發展等多個層面的要求。同時，數字化技術是非常重要的可持續發展工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減少
碳排放，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并維護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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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2023年夏季達沃斯論現場專訪了世界資源研究所
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方莉博士。
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成立于1982年，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是一家獨立的全球性環境與發展智庫和行庫，集中應對七大挑戰包括：氣候、能源、食品、森林、海洋、城市和水資源，致力于推動人、自然、氣候和諧發展。
全球化變成鏈條化以后，新的治理機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財聯社：這次參加天津夏季達沃斯
論壇，你主要關注哪方面的議題？有什么感受？
方莉：論壇邀請的很多外賓都是疫情后第一次來中國，我覺得這是中國重新打開大門，讓世界看到中國的機會。
我這次分別參加和主持了兩個閉門會，一個是軟性商品供應鏈，就是大宗農產品供應鏈，這個是和生物多樣性和毀林相關的。另外一個主持的是工業制成品供應鏈，和數字化和低碳相關。這兩個供應鏈在國際場合，其實它的話語體系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大宗農產品供應鏈毀林了，中國是最大的買家，那么消費者要承擔責任。但是對于另外一個供應鏈，中國為全球提供了商品，但是排放都在中國，是最大的排放國要負責任。所以這兩個供應鏈的處理方式就是一個生產者要負責任，一個消費者要負責任，都是中國要負責任。怎么構建全球的可持續供應鏈，到底誰該負什么責任，誰該享受什么樣的收益，我覺得是一個新的國際治理機制。所以近些年WRI一直在關注供應鏈這件事情，特別是全球化變成鏈條化以后，新的治理機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財聯社：剛才提到供應鏈的問題，你覺得中國的產業轉型對國際的競爭力和國際的供應鏈的地位有什么影響？
方莉：中國供應鏈的地位，總理在講話也說了是140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原來有個數據是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可以說中國在供應鏈轉型的過程中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說是鏈主地位，也是可以發揮主導地位的。從全球的經驗上來看，供應鏈其實是非常有力量的，尤其是鏈主。
我曾經去過
江蘇省某市，當時我們國家剛宣布雙碳目標，那個市的市政府在積極探討2030年
碳中和可能性，我以為我聽錯了。其實因為那個市有大部分企業都是蘋果的供應商，而蘋果公司是參加了由WRI等機構發起的SBTi（科學碳目標倡議），它承諾到2030年實現碳中和，而且不僅是它自身的生產，也不僅包括它的能源供應，還要包括它的供應鏈。你看，一個鏈主企業都有這么大的力量能夠拉動整個供應鏈的轉型，甚至到某個城市、某個國家。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位置，其實可以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對上游下游都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研究表明，平均而言，70%的排放是來自供應鏈的，并不是企業本身，所以一定是鏈條上一起合作。
此外，現在有一個國際趨勢，是把法律制度延伸到供應鏈的管理，比如說我們比較熟悉的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不光是我自己的生產，你進口到我這的我要管，而且你進口到我這的商品的
碳足跡的測算，也不僅僅是你自己的碳足跡，還包括你供應鏈的。
在未來的供應鏈新治理體系中，低碳的
電力能源等基礎設施能夠為產業帶來新的系統性競爭力，中國有機會將可再生能源行業優勢轉化成全產業低碳優勢。具有全球貿易影響力的中國，應該可以在全球供應鏈規則制定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軟性商品供應鏈和工業制成品供應鏈。
財聯社：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對我們國家的一些出口企業來說是一個挑戰，如何看待對企業轉型的影響?
方莉：其實中國做了一些研究，發現目前它只對6種產品有碳邊境調節稅，其實影響還不是太大，因為比如
鋼鐵，我們生產的鋼鐵多數都是自己用了，但是未來它會不會進一步延伸到其他的產品呢？另外還有其他的制度，比如說歐盟的轉型制度，針對產品碳足跡的，如果你的碳足跡是低的，在歐盟市場上就是有競爭力的。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轉型發展，其實不光是我們內生的動力要形成，外部的約束力量已經開始來了。我們也去了一些中國的沿海省份，這些省份他們都在積極的測算他們產品里的碳足跡，準備應對這些即將到來的對低碳產品的要求和需求，所以可以看到慢慢的這種低碳已經成為新的競爭力的標志。
從積極的角度去迎接全球供應鏈管理時代到來，積極開展合作和對話，共同制定未來的供應鏈安全、氣候和生態等標準，發揮中國作用。
針對國內轉型而言，最大的挑戰是我們怎么能夠把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再擴展到未來40年。我們看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是建立起一個正向循環機制，地方發展經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稅收提高，GDP增長和政府政績掛鉤，所以它一直是正向循環的。我們在未來40年要實現碳中和，怎么建立這樣一個正向的機制？減碳能夠增加收益，形成新的競爭力，越低碳，全球競爭力越強，經濟發展越好，生活也越好，形成新的競爭機制，形成這一套
政策體系。把減碳這件事原來是一個無形的市場，變成一個真正的市場。
技術和政策其實是一對相互促進的作用力，中國可以進一步提高市場化制度的供給，促進技術發展和應用
財聯社：提到轉型不可避免的要提數字化，你怎么看待數字化和綠色低碳的結合？
方莉：圍繞這個議題有很多討論，我所關注的是，我們所提到的無論是供應鏈，還是降碳，最后的管理方法或者治理方法都離不開數字化，比如要報告整個碳足跡，如果沒有數字化的追蹤是不可能實現的。比如要追蹤農產品的足跡，它是從哪一塊土地來的，通過貿易和生產，成為哪些產品，如果沒有數字化技術是不可能的。
技術和政策其實是一對相互促進的作用力。如果出臺某個政策的時候，技術沒有達到，沒有辦法實施政策，或者是政策實施成本很高，這個政策就實現不了。為什么現在供應鏈管理、低碳治理、碳足跡這種政策可以實施，是因為有了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所以這個技術對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實施都是起著非常至關重要的作用。反過來說，政策其實對技術發展也是有作用力的，不光是數字技術，如果沒有政策的要求，像過去假如沒有對污水處理的要求，那就沒有污染治理這個市場，就沒有人開發這些技術，或者是開發的技術得不到使用。目前而言，中國可以提高低碳的市場化的制度供給，促進現有成熟技術市場應用和新技術的研發。
財聯社：企業怎么制定自己的轉型計劃，然后怎么獲得外部資金的支持？
方莉：我們國家也在講科學制定減碳的目標，不能一刀切，也不能齊步走。世界資源研究所就是給這些口號和目標提供工具，WRI和其他機構倡導發起了科學的碳目標倡議（The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用于解決企業怎么能夠科學合理的設定這些目標的問題。簡單來講，它會分析這個行業平均的排放是多少，要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根據企業在行業產量占比和技術水平，確定企業應該是比同行業減的更多，還是可以曲線稍微平滑一點，最終實現碳中和。它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的發展階段制定并檢查目標。
那企業怎么獲得對轉型的金融支持？其實轉型金融和綠色金融的根本區別在于，綠色金融就是企業要上一個新項目是綠色的，我給你更好的金融條件來支持你。轉型金融往往是存量的怎么減少排放，這些企業往往都是金融機構的老客戶。所以有可能也有還沒還的貸款，涉及到金融機構的資產也在里面，所以金融機構和這些轉型企業應該是綁在一起，一起轉型的。我覺得在制定轉型金融標準的時候，要提供一個科學的轉型測定的
方法學。綠色金融標準是金融機構投資的時候標準就是已定的，但是轉型金融的標準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標準，五年、十年要達到什么標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間也要有一些回顧監測等。所以企業在制定自己的目標的時候，應該是有一個科學的參照系。
另外，金融機構和企業要合作，我們國家很快也要出臺轉型金融的標準，按照標準，金融機構應該是可以給予更多的優惠條件，但是這個優惠從哪里出，我覺得還是可以再討論的，這就是我們
山東項目要做的。
財聯社：企業轉型肯定要涉及到信息披露，怎么看待中國建立統一的ESG標準，以及對國際合作的建議？
方莉：ESG標準最近動向是非常顯著的，國際可持續性準則理事會(ISSB)剛發布了S1、S2標準，把氣候變化風險等非財務信息披露也加到對投資者披露信息的要求中，開啟了全球資本市場與可持續性相關披露的新時代。可以看到無論是政府還是金融投資行業，都是要把產生外部性的東西試圖納到經濟體系內部來。如果現在還沒有形成市場，那就要先形成披露制度，慢慢的形成市場導向，讓消費者投資者都知道非財務的表現是怎樣的，引起全社會都關注,逐漸形成一個新機制。
內部而言，如果我們國家每個部門都制定一套自己的ESG標準，要形成統一的大市場運行成本就會高，怎么把這些不同的標準統一起來，讓企業和投資者都比較明晰，政府機構各部門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國際合作而言，目前是一個非常好的國際合作的時機，其實國際上也是非常期待中國能夠參與到國際規則和制度的討論中，ISSB辦公室也落戶中國。中國也面臨許多機會，比如，現行國際標準中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內容比較薄弱，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主席國，可以發揮作用；再比如WRI從98年開始做溫室氣體核算體系和方法學（GHG Protocol）。經過了這么多年，我們現在正在啟動對這一套體系的更新。其中有一些中國非常具有領先或者是主導權的行業，比如電池、太陽能板、風能這些行業在過去都是沒有系統性的全球標準，所以我覺得在這些行業，中國企業有機會在國際標準更新和新制定時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