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比過去12.5萬年更熱。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協定》提出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遠低于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長期目標。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正在瑞士召開為期一周的會議，逐行批準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綜合報告，并將于3月20日發布結果。

　　該報告總結了過去六年由1000多名科學家編寫的六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耙坏┇@得批準，綜合報告將成為在這個關鍵十年的剩余時間內制定氣候行動的基本政策文件?！盜PCC 主席Hoesung Lee在會議開幕式上說。

　　《巴黎協定》以五年為一個周期，每五年各國都要提交一份最新的國家氣候行動計劃，即國家自主貢獻(NDC—包括減排目標、范圍、核算方法等)。其中，《巴黎協定》第六條主要涉及國際碳市場的運作、國家之間如何轉讓減排量等問題。這關鍵的第六條下設兩個市場機制，分別為第6.2條的合作方法和第6.4條機制，以促進各締約方進一步提高減排力度和以更低的成本實現全球總體減排目標。

　　這兩條機制對于碳減排量的國際交易至關重要，積極減排國家向他國出售多余的減排量，可以換取轉型發展的資金，減排量目標難以自主實現的國家則可以購買減排量以達到NDC目標。其中第 6.2 條：允許各國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相互交易減排量和排放許可指標， 這些交易信用被稱為國際轉移減排成果 (ITMO)。第 6.4 條將創建一個由聯合國直接監督的全球碳市場， 減排項目可以在得到東道國主管機構批準和第三方機構審定后向監管機構(第6.4條機制監督委員會)申請注冊，并在根據要求運行后獲得監管機構簽發的減排量，也就是A6.4ER，可以由國家、機構甚至個人購買。

　　根據國際排放貿易協會(IETA)的一份研究，《巴黎協定》第六條的落地會使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的成本減半，到2030年，每年可節省約2500億美元。但與此同時，第六條在實施過程中仍可能會出現雙重計算、缺乏額外性等一系列問題，如果這些不得以解決，反而會導致同一減排指標被反復計算，不能為助力氣候變化減緩起到實際作用。

　　而在中國國內的碳定價機制中，關于減排量的討論焦點之一是ccer(核證自愿減排量)機制的重啟。2017年，CCER機制因涉及行政許可等問題暫停運行，而如今則出現市場供給不足的局面。

　　界面新聞近日采訪了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段茂盛，段茂盛自2000年以來一直深度參與國際和國內各個階段碳市場的設計工作，目前為《巴黎協定》第6.4條機制監督委員會委員。

　　他對國際間氣候談判有著切身體會，從2001年起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負責碳市場問題的聯合國談判，2006年至2009年擔任《京都議定書》聯合履行監督委員會委員，2010年至2020年擔任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委員(2012年任主席)。在去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的COP27大會上，段茂盛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會，參加關于《巴黎協定》下市場機制問題的談判。

　　以下為采訪內容：

　　《巴黎協定》第六條已達成大致框架，雙重計算問題是討論焦點

　　界面新聞：在去年的COP27大會上，《巴黎協定》第六條的談判有沒有突破性的進展？

　　段茂盛：《巴黎協定》第六條最主要的框架在COP26上已經達成，但作為市場機制，第六條的實際運行還有很多細節需要確定，因此去年的埃及會議的討論主要是針對這些細節。但每次會議各方分歧都較大，去年的談判也不容易。每當各方立場差異比較大的時候，東道國往往會提出折中方案，大家在此基礎上達成一致，但為了促進大家達成一致，相關表述經常是不清楚的，所以待到進行下一步實操時，大家又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就第六條本身而言，討論最多的是合作方法和第6.4條機制。合作方法被認為是一個分散的機制，舉個例子，假設中國和日本合作，合作規則由雙方制定，合作的過程中需要遵循聯合國確定的基本原則，但具體的實施細則聯合國不會干涉。

　　而第6.4條機制我們一般認為是集中式的機制，聯合國設置一個第6.4條監督委員會，第6.4條的具體實施規則由其制定，所有第6.4條機制下的項目注冊及減排量的簽發都要經過其批準，在管理架構和流程上與《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非常類似。

　　界面新聞：這兩條在談判過程中有哪些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

　　段茂盛：《巴黎協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避免雙重計算，即一個減排指標或者排放許可指標不能被兩個國家使用。以過去的《京都議定書》為例，假設中國有一個風電項目產生了十萬噸的減排指標并將這十萬噸減排指標賣給日本，日本可以用來抵消自己十萬噸的排放。但我們通過做這個風電項目，也降低了自己的排放，所以其貢獻也體現在我們自己的排放清單中了。所以日本買了減排指標，可以多排放十萬噸，但這部分也體現在中國減下去的排放量里，那么這十萬噸減排指標實際上計算了兩次。而《巴黎協定》和《京都議定書》不同的一點是避免雙重計算，一個國家將減排指標賣給其他國家后，自己就不能再使用了。

　　《巴黎協定》下的合作方法雖然比較松散，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問題也很多。雖然國家間的合作規則由合作方制定，但需要保證數據透明、避免雙重計算，在合作方法下批準了多少項目、簽發和交易了多少減排指標、相關指標是否被用于完成國家自主貢獻(NDC)等相關信息，都要根據實際情況報告給聯合國。

　　但報送信息又會涉及到相應問題：第一，雙方按照什么樣的規則來報；第二，報送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什么樣的電子系統。

　　不同國家就這些問題分歧較大。歐盟認為，要保證信息報送的準確，應在聯合國下建立國際注冊登記系統，每個國家再建立自己的注冊登記系統，和聯合國系統相連。但這樣一來，名義上合作方法是一個松散的機制，但在系統和技術上它實質上就變成了集中的機制。因此談判時美國、日本等就不同意這種安排，他們認為，如果各個系統要相連，那么在信息交換、安全設置等方面的各種規則都要一樣，這和集中管理實質上就沒有區別。

　　信息上報之后還要進行專家評審。繼續以中日合作舉例。假設中國和日本分別向聯合國報告信息，中國報告去年賣給日本100萬噸減排指標，日本則報告去年從中國買了90萬噸，合作方的數據不匹配了，怎么辦？所以在合作方法下設立了一個專家評審機制，不同國家提交相關信息之后，要進行技術專家評審。

　　但問題又來了。首先，有可能締約方報送的部分信息需要保密，專家評審組如何處理信息保密問題；第二，評審專家可不可以就某個國家批準項目和簽發減排量進行實質性審查，比如評審其批準或簽發決策是否正確。因此合作方法的問題在于，它雖然是松散的，但在具體操作層面，仍然涉及如何平衡松散機制和集中監管。

　　而第6.4條機制作為一個集中機制，本身運行比較復雜，技術性也很強。假設中國做了一個甲烷減排項目，中國將減排指標賣給日本，日本將其用于自己的國家自主貢獻，那么這算不算雙重計算？

　　我們認為這不算雙重計算，因為《巴黎協定》寫得很清楚，一個減排指標只能用于一個NDC目的，中國雖然把甲烷減排指標賣給日本，日本將其用于自己的NDC，但中國并沒有將其用于自己的NDC，因為中國的NDC只針對二氧化碳排放，并不包括甲烷。但部分國家認為，雖然理論上這不算雙重計算，但在實際操作上還是會出現問題，比如會導致相關國家沒有動力去擴大NDC的覆蓋范圍。這也是在格拉斯哥會議之前各方無法就第六條實施細則達成一致的幾個關鍵問題之一。

　　另外，在《巴黎協定》下，一國賣出減排指標后還會要求對NDC排放進行相應調整。例如中國賣給日本1噸減排指標，則在算中國的NDC排放時，要在其實際排放的基礎上加上1噸，因為賣出這1噸后，這1噸的減排量就不屬于你了。因此聯合國在評估ITMOs出售國有沒有完成其NDC減排目標時，所用的排放量是出售國的實際排放量加上凈賣出的ITMOs的數量。

　　界面新聞：雙重計算問題目前有沒有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段茂盛：目前第6.4條機制下的規則是清楚的，因為是集中機制，所有的機制運行的信息聯合國都直接掌握，不需要再單獨詢問每個國家，但合作方法下則不一樣。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可追溯性，沙姆沙伊赫會議的結論是，需要給每一個減排指標都設定一個唯一編碼，通過這個編碼就能掌握該減排指標的所有信息。

　　歐盟希望全世界的編碼規則都一樣，比如大家的編碼都是20位，每一位編碼分別代表什么。但美國不同意，認為只要能夠保證編碼的唯一性和所有需要掌握的信息都給出就可以。后來的結論是，不同合作下的編碼規則可以不一樣，但是必須保證每一個指標的編碼都是唯一的，這樣減排指標從產生到流轉再到最后的使用都很清楚，不會被雙重計算。

　　6.4減排量可用于國際和國內目的，有助于全球排放減緩

　　界面新聞：除了雙重計算和相應調整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分歧點？

　　段茂盛：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中國境內做了一個減排項目，在第6.4條機制下獲得了減排指標。國內有一個公司說想購買這些減排指標，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那么中國需不需要對NDC排放進行相應調整呢？

　　我們認為當然不需要，雖然這個企業用于自身減排，但被抵銷的排放還是發生在中國境內。但也有一些國家認為應該進行相應調整。去年談判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釋這個問題、說服各個締約方，后來各方都同意了我們的觀點。因此，現在第6.4條機制下的減排指標又被分為兩大類，用于國際減排目的和用于國內目的的，前者需要進行相應調整，后者則不需要。

　　此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國家出售自己的減排指標后，它能不能反悔？這比較復雜，因為反悔可以發生在不同的階段：第一，批準項目后；第二，項目產生減排指標并出售給其他國家，但還沒被使用；第三，減排指標已經被使用。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締約方比較激進，認為賣出去了也可以反悔；但很多締約方覺得如果可以隨時反悔，以后就沒人敢買減排指標了。最后的結論是東道國可以反悔，但是只能發生在減排指標出售之前，即批準了一個項目后，可以隨時撤銷對它的批準，但如果交易已經發生了，就不能再反悔。

　　界面新聞：所以，6.4下的減排量主要區分為國際和國內？

　　段茂盛：對，第一類就是用于國際減排目的，不管減排指標是否在NDC范圍之內產生，都需要進行相應調整。 還有一類是用于國內的減排目的，則不需要進行相應調整。談判的時候，我們提議將國內減排目的起名叫國內碳定價機制目的，但有個別國家不同意，認為還有甲烷等其它溫室氣體氣體，所以后來改名為溫室氣體定價機制。當然用于國內目的也包括Result-Based Financing，基于成果的融資，本身并不以賣減排指標為目的，更多是一種融資手段。

　　界面新聞：當時談判有沒有提到《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下的項目如何過渡？

　　段茂盛： CDM下的項目如何成為第6.4條機制下的項目以及清潔發展機制下的CER如何用于國家自主貢獻(NDC)等，需要《巴黎協定》第6.4條監督委員會和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進行合作，把運行渠道建立起來。COP27是一個締約方會議，沒有就此進行非常詳細的技術性討論。

　　界面新聞：有人認為《巴黎協定》第六條實際上是一種碳抵消機制，沒有實質促進碳排放減少，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段茂盛：我認為這種說法完全不了解《巴黎協定》機制。首先，它有相應調整，確保減排量使用的唯一性；其次，第6.4條機制下有“全球總體減緩”規則。過去在CDM下，一個項目產生10萬噸減排指標，就可以賣10萬噸減排量，是零和合作，因為合作前后合作雙方的總排放沒有變化。但《巴黎協定》第6.4條機制要求雙方合作后，總排放必須要減少。

　　舉例來說，一個第6.4條減排項目產生100萬噸減排指標，雖然可以獲批100萬噸減排指標，但其中2萬噸在簽發后會直接被轉入一個賬戶予以注銷，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部分就是98萬噸。對于東道國來說，其NDC排放按照100萬噸進行相應調整，但購買方最多可以抵消98萬噸的排放，通過合作減少了2萬噸的排放。

　　但合作方法下的規則不同，并沒有明確地要求合作雙方必須實現全球排放的總體減緩。

　　界面新聞：《巴黎協定》對中國全國碳市場有沒有什么影響？

　　段茂盛：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從長遠來看，會有影響。首先，第6條為《巴黎協定》下的指標跨境轉移提供了核算基礎。過去會擔心雙重計算的問題，但現在有了相應調整的規定，可以順利開展指標的跨境交易。如果中國政府批準，中國企業也可以購買國外項目產生的減排指標用于國內碳市場的履約目的，并且這種交易也有助于中國實現NDC減排目標。其次，如果中國政府批準，國內項目通過第6.4條機制產生的減排指標也可以直接用于國內碳市場。此外，如果未來中國碳市場與其他國家碳市場連接，第6條也提供了核算基礎。

　　“一帶一路”低碳化投資或可產生減排指標

　　界面新聞：“一帶一路”沿線項目的減排量可否在未來用于國內碳市場？

　　段茂盛：我們做了這個方面的研究并給主管部門提了相關的建議。首先，在《京都議定書》下，我國只能出售減排指標。但在《巴黎協定》第六條下，任何一個締約方都可以是買方，我們國家也可以購買來自國外項目的減排指標。

　　目前中國全國碳市場對使用CCER的上限規定是5%，按照全國碳市場覆蓋的年排放量45億噸計算，有2億多噸的CCER需求，但CCER的總簽發量才7000多萬噸，而且已經被試點和全國碳市場等用掉很多了，目前存量很有限。

　　既然供應不能滿足需求，是不是可以考慮允許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投資項目在CCER體系下產生減排指標，并且允許國內企業去購買所產生的減排指標。這樣做有幾個好處：第一，可以促進中國一帶一路對外投資的低碳化；第二，可以減輕國內企業履約成本；第三，對于完成我國的NDC也有好處；第四，有利于將CCER逐步變成一個全球認可的體系。

　　界面新聞：去年“粵港澳大灣區碳市場”這個概念一直被提及，這會對全國碳市場有什么影響？

　　段茂盛：這更多是一個區域性碳市場，目前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沒有碳排放交易市場。這個市場建立后，需要考慮的問題很多，例如：香港和澳門產生的減排指標是否可以用于廣東的試點碳市場？反過來，廣東產生的減排指標能不能用于香港和澳門的企業完成他們的社會責任？所以這個區域市場更多是對于減排量市場的影響，對全國碳市場體系本身應該沒有直接影響。

　　界面新聞：生態環境部允許碳市場企業今年履約的時候可以預支第二年的配額，您怎么理解這個問題？

　　段茂盛：我個人理解是，這個政策的目的是降低企業負擔，企業今年可能配額不夠，為了履約需要到市場上去買，但也可能財務狀況不好，購買有困難，那么允許企業預借自己第二年的配額，實際上是給企業履約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部分國際碳市場，比如歐盟碳市場，技術上也是允許企業預借未來年份的碳配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