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量利用化石燃料，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是工業革命以后的事，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有實質性增加，則主要是近100年來出現的現象。中國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發展工業，但由于社會動蕩不安，工業化進程十分緩慢，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開始系統性工業化。二氧化碳排放開始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則要到1978年改革開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

我們來看國際權威數據庫提供的基本信息：從1850年到2019年，全球共排放了16100億噸二氧化碳，其中中國為2200億噸，占13.7%，遠低于我國人口在全球的占比；而美國同期則排放了4100億噸，占比高達25%以上；七國集團（G7）國家整體上的排放量為7340億噸，占比高達45.6%，而其人口在全球占比則不到10%。通過計算，我們可獲得1850—2019年人均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的人均排放之加和）：美國2174噸、G7國家1397噸、全球386噸，而中國是182噸——只是美國的8.4%、G7國家的13.0%、全球平均的47.2%。

由此可見，中國對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貢獻并不高。何況中國自加入WTO以來，一直承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相當一部分的排放是用于生產出口產品。因此，中國絕不像一些西方報刊所描繪的那樣，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國”。即使以國家作為比較單位，美國對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高的歷史貢獻也遠大于中國。如果以人均累計排放量作為評價指標，中國則遠低于全球平均，而這其實是最為合理的評價指標，因為不同國家的工業化起步時間有早晚，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城市化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等，都需要消耗化石能源來提升，都需要時間來建設，都同人口數量相關。脫離了人口、歷史這兩個因子，比較國與國之間的排放是毫無意義的。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目前全世界每年總共排放約400億噸二氧化碳，中國大約占四分之一，即100億噸左右，年度人均排放已經超過全球人均水平。中國從加入WTO以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是同我國的壓縮式發展分不開的。要發展就得增加能源消耗，在非碳能源技術尚未成熟的背景下，這就意味著排放增加。

中國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剛超過1萬美元大關。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看，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前，人均能耗的增長非常強勁；從1萬美元到4萬美元，人均能耗還會緩慢增長；達到4萬美元之后，人均能耗將處于逐漸下降階段，當然這也可能同發達國家將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有關。中國力爭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而從現在到2060年我國正處于人均GDP從1萬美元到4萬美元的奮斗過程中，人均能源消耗的繼續增長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發達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即達到人均能耗高峰，并且從碳達峰到碳中和至少要用70年時間。和他們不同，中國要從2030年碳達峰后，用30年時間完成碳中和，挑戰無疑是巨大的。

那么，中國目前每年約10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來自何處？了解這一點對如何實現碳中和至關重要，這也是碳中和路線圖的邏輯起點。根據國家相關統計，中國目前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約為每年50億噸標準煤（編者注：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經加工轉換的能量資源，又稱天然能源），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氣的占比分別為57.7%、18.9%、8.1%，非碳能源的占比僅為15.3%。10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發電（供熱）占比45%，建筑占比5%，交通占比10%，工業占比39%，農業占比1%。發電（供熱）的主要終端消費者為工業（64.6%）和建筑（28%）。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的終端排放源主要為工業（約占68.1%）、建筑（約占17.6%）和交通（約占10.2%）。因此，實現碳中和工作的著力點也應該集中在這些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