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為了能夠準確、有效的找到那些通過碳規避行為而間接減排的產業機會，我們需要在一個大的框架內先做擇優評選。

1.首先鎖定那些因人類活動而產生的關鍵碳排放源，因為通過采取碳規避行為，它們所能帶來的碳減排量無疑是最大的，由此產生的總目標市場預期也將最具財務價值。以下是全球主要的排放源：75%的碳排放來自于直接消耗能源的產業，包含發電，運輸，工業和建筑行業。除此之外，非直接消耗能源的工業占6%，垃圾廢棄物3%，而農業、土地使用和林業也是重要的排放源，約占15%。

2.為這類排放部門適配經濟可行的、并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達到足夠大市場規模的碳規避路徑。比較直接的方法是使用新技術甚至新產業替換現有高碳技術和產業，亦或通過改變行為方式以達到間接減碳的效果。例如遠程視頻會議：參會者無需親自到達會議地點卻仍可以“出現”在那里，非必要商務旅行的減少間接降低了航空碳排放強度。適配減碳路徑的過程不僅要考慮該路徑減碳成本的競爭力還有它是否具備從現在到未來（2030）足夠大的市場規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要想將全球平均氣溫上漲限制在1.5至2度以內，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市場價格需達到約75美元一噸。屆時在一些發達經濟體內，碳價格會突破100美元/噸。另根據中國碳論壇、ICF國際咨詢以及北京中創碳投共同發布的《2020年中國碳價調查》，初期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價格約為49元/噸，2030年有望達到93元/噸，并于本世紀中葉超過167元/噸。截止2021年12月13日，全國碳市場碳排放配額（CEA）掛牌協議交易價格收報42.95元/噸。雖然目前的探究與規則范圍和相關交易制度仍然是中國當前情況制定的本土化的制度，還與國際上的標準和規范不同。不過，國內企業降碳的成本控制大致仍可以此為依據。需注意的是，碳價仍將是逐步上漲的，其上漲速率及短期價格會因政策發布和市場波動而變化，并不能準確預測，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科學技術的革新也將導致降碳的成本的不斷下降。

單獨憑借減碳成本的競爭力這一項并不足以證明某一產業的可投資性或可獲益性，另一重要指標是其現存或可預期的市場規模。對于那些具有足夠大的市場規模的產業，即使碳減排的成本非常昂貴，其依舊具備的可投資潛力。例如，電動汽車短途行駛的減碳成本已經超過100美元/噸，但是因為這個市場足夠大——國際能源署（IEA）報告顯示到2030年全球電動車消費市場將達到1200億美元——這種規模在金融領域來說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市場。

3.最后需要過濾和篩選哪些碳規避行為活動能夠切實帶來正向的企業收益（包括企業形象和企業價值）。對碳規避排放進行分析為我們提供了額外的視角，一方面使得政策福利不被資產組合遺漏，另一方面使那些同樣為氣候變化提供了解決方案的企業們能夠在資本分配時被看到并獲益。這類工作一般交給專業的咨詢、評估審計機構去調研與發現，如此這類專業服務本身亦成為另一類推動減碳進程的方案提供者和貢獻者。

表1.19種碳規避減排路徑及減排效應

資料: Schroders, GIC.

表1列舉了19類低碳、零碳行為活動替代高碳行為活動（現存或到2030年預測市場規模能夠達到1000億美元的行業）的碳減排路徑及單位減排量測算。其中一些行業看起來并不“低碳”或和“低碳”并無關聯，例如海上貨運、智能儀表、云計算等。然而這些產業、行為方式所帶來的碳規避型減排量及金融化收益都是正向的。圍繞這些產業為其提供配套的專業設計，設備制造，技術支持乃至原材料供應同樣會為減碳進程做出不同程度貢獻。

對于面臨“生死考驗”的傳統行業，尤其是石化、傳統制造行業，不能僅僅專注于或苦惱于企業自身的生產活動及價值鏈內的節能減碳，更要發現價值鏈上下游甚至之外的綠色機會，從而轉型升級。采購和使用低碳產品和低碳原料，服務和供應綠色環保產業，那么機會可能就存在于實現綠色供給的過程中。另外，中國企業目前還沒有把碳足跡作為自己的責任來考慮，而未來對碳足跡的追溯和評估必然會逐步嚴苛。能夠率先考慮到產品進入市場后在使用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碳足跡的企業，勢必會在競爭中取得先機[4]。需求方面，低碳的生活方式、綠色的消費的理念將逐漸深入人心。即便是在欠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那些曾經輝煌過的粗放型高碳產業也將步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