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的市場交易需求源自生產生活現實、交易標的和交易方式等實踐自下而上地自發先行先試、相關立法規范在后總結和平衡取舍的通例不同，碳排放權交易從碳排放配額（以下簡稱碳配額）的分配與登記，到交易品種、交易方式、管理規范、交易促進、監督處罰等相關配套機制的建立、優化和政策動態調整，與碳排放權交易的立法及完善均同步而行、交互影響。這就帶來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性強的天然特征，反映到交易風險中表現出市場風險、政策風險、法律風險相互裹挾、緊密聯動的特點，從而有別于傳統市場中市場、政策、法律風險相對平行或僅僅稍加交疊的情況。

與國家推動碳排放權交易的部署步調相一致，政策和立法反映了從七省市試點到全國市場探索的快速進程。2011年10月29日，為落實“十二五”規劃關于逐步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的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正式開啟七省市的碳排放權交易試點。2012年6月1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印發〈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發改氣候〔2012〕1668號）（以下簡稱1668號文）發布實施。2014年5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的通知》提出研究建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2014年12月1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于2015年1月10日實施（以下簡稱2015管理辦法）。同期，七省市發布實施當地碳排放權交易相關政策和立法。2020年12月31日，生態環境部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于2021年2月1日實施（以下簡稱2021管理辦法，與2015管理辦法合稱管理辦法），標志著全國統一碳市場發展進入新階段。

自2011年開展七省市試點開始計算，碳排放權交易相關準備和實踐僅約10年。由此也可以理解，碳排放權交易合同的法律風險管理，特別是合同爭議解決，尚處于非常初期的探索階段。事實上，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對于綠色發展相關司法保障早有部署，也認為還需要深入研究碳排放權交易中的法律問題。

從上述簡要回顧總結碳排放權交易發展的背景和前景不難看出，一方面，在“30·60”碳達峰、碳中和愿景下，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與其他綠色低碳發展的綜合舉措勢必加速進行，這就意味著政策的激勵和市場體量理論上激增概率較大，而交易都是依托一個個合同進行，這必然帶來碳排放權交易合同類型、數量、規模的變動加劇，僅因交易合同體量的速增就可能對相關合同風險管理形成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七省市試點和全國市場在過渡期并行的格局，以及市場建設、完善和政策、立法同步探索推進的現實，必然疊加政策繁復、變化速度快等加劇復雜變量的新風險。然而，在時間有限、積累有限、約束條件難以改變的現實情況下，碳排放權交易加快進行的趨勢已經形成，在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方向轉型的歷史發展機遇面前，市場主體的逐利沖動將演化為一個個現實交易。如何對此類交易合同進行法律風險管理，以避免預期利益落空或得不償失，是市場主體應否以及如何開展交易的現實問題。

本文將結合筆者在碳交易和法律實踐工作中的經驗，梳理交易合同的類別和法律關系，著重針對碳排放權交易特點，提出對合同法律風險的識別與預防，包括關于合同約定及履行注意事項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