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0年以來，中國已經擺脫高碳經濟增長路徑
在實行“大氣十條”以后，藍天保衛戰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走到一個新階段。在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背景下，現有數據表明，國內生產總值、汽車保有量、粗鋼產量、能源消費量等信息，其趨勢均處于增長態勢。而PM2.5濃度、二氧化硫濃度、重污染天數等污染指標在逐年下降，經濟增長與污染已經在脫鉤。另一方面，通過中國2005年以來GPD增長曲線與二氧化
碳排放曲線顯示，碳排放排放趨緩并基本上進入一個準達峰的平臺期?；谥袊斍敖洕鲩L狀況與能耗排放狀況、以及不同排放物狀況的判斷，我們認為，實現提前達峰，并快速
減排進入到下行通道，其實意味著更高的增長率和更高的發展質量，這兩者在脫鉤狀態下相輔相成。未來中國走向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這都是其中的應有之義，中長期的發展保持一定的中高增長率，意味著必須達峰且盡早達峰，并進入到排放的下行通道。
對于何時達峰，其經濟學本質對應的并不是時間節點，達峰的本質是人民收入水平與經濟結構的關系，之所以轉換成一個時間點，是由于需要對經濟增長率有不同判斷而產生的，所以回歸到其本質，主要還是看中國處于什么收入水平，我們認為當人均GDP在14,000美元左右時的經濟結構就應該有對應的達峰區間。中央提出2030年之前碳達峰，這個達峰水平下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估算為100億噸上下，人均排放在7.2噸左右，這將是一個艱巨而偉大的歷史目標，它要比歷史上的工業化國家所實現達峰時的人均GDP水平低很多（一般為2-2.5萬美元達峰；達峰時的人均排放量：美國超20噸，德國15噸）。中國之所以做到這一點，是由于發展路徑創新以及體制優勢，并且在全球《巴黎協定》的約束下，各國都將從被動演變為主動自覺的行動。另外,我們今天在全球可獲得的技術水平要比發達國家四十年前的水平總體要高，不同部門的達峰路徑與達峰節點會以不同形式展開。
中國全口徑的溫室氣體預計峰值將達到約120億噸，我們歸納出六個關鍵領域會對此發力：一是應對可持續的需求，包括
節能和提高能效；二是能源部門，特別是
電力部門的深度減碳，尤其以發展可再生能源為主；三是終端用能部門的電氣化；四是非電力低碳能源的轉換；五是負排放，包括CCUS、
碳匯等；六是去除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
這六個領域意味著六個投資領域，將創造新的投資機會。雖然過去幾年，中國投資對于增長拉動作用相對較弱，但是相信在復蘇大背景下，投資仍需挑更大的梁，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里面沿著諸多具體領域識別后預測，“十四五”期間有望達到45萬億的投資總量，其中電力基礎設施、制造業的數字化升級（能效競爭力）、低碳城市（低碳建筑）都將是大有可為的領域。
三、協同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改善的一攬子政策
行政命令、
市場手段及教育和溝通在內的中國的政策體系相對完備，當前需要關注的在于政策框架應與氣候目標相一致并推動經濟增長，如何銜接好各項政策手段與與30/60減排目標的關聯，并且最終應體現在技術進步、投資、經濟效益等方面。同時，政策體系可以對對實際的技術部署和展開，對降低成本及技術在市場上的迭代，以及對擴大綠色就業和提高競爭力，起到直接推動作用，明確政策政策改革方向。
研究碳定價顯示，現在能源領域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從100億噸減到0，在未來四十年間——減排前20億噸成本為負，此成本可以賺錢，提高能效節省燃料；從20億噸到35億噸，成本基本為零，其中涉及能效技術、光伏技術；從35億噸到50億噸，大概33元/噸，低于當前
碳市場的50元/噸。也就是說，在前50億噸，中國有信心五年、十年把這些技術利用起來，進入減排的下行通道，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只要碳價高于這些技術成本，中間差即是減排投資者的盈利空間，能夠對其形成有效刺激，吸引投資和技術創新，這是碳市場作用的效果。
基于此，碳定價機制應該為市場參與者提供經濟激勵，而且碳定價機制兩條思路要并舉，混合使用。一種是碳稅適用于小型資源和分散型資源的排放源，如
交通、建筑、消費；另一種是排放交易計劃適用于大規模排放源，如固定源。將如果將兩者混合機制，我們可以利用經濟手段涵蓋絕大部分排放量。
同時，排放交易體系（ETS）在未來改革中需要加強的關鍵點包括：一是要能夠方便的獲取碳資產產權，而且實現這種產權；二是擴大范圍，從當前電力行業擴展到高碳的工業部門；三是要與金融系統對接，開發
碳金融產品，把資本市場和碳市場聯系起來，形成局部的市場均衡、市場體系；四是增加碳市場中排放份額的拍賣，提高價格發現能力。
最后，我們認為，根據“十四五”期間嚴控煤炭消費和“十五五”期間減少煤炭消費的戰略部署，從電力部門開始，應設置與減碳目標緊密聯系的分階段總量控制目標。初步分析表明，在當前政策目標下，未來10年內，在可再生能源發展替代的基礎上，每年電力行業排放總量減少9000萬噸二氧化碳；電力部門轉型得以開始，可以從落后機組做起，總量控制的設想就能在電力部門碳市場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