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綠色溢價”，是由比爾·蓋茨在《怎樣避免氣候災難》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并非爭議碳危害的大小，而是指某項經濟活動的清潔（零碳排放）能源成本與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負值意味著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對較高，經濟主體有動力向清潔能源轉換，從而減少碳排放。相對于碳價估算，“綠色溢價”框架有如下三個優勢。

　　一是在政策含義方面，綠色溢價是比碳價更廣的概念。綠色溢價可以提供一個包含碳價在內的綜合考量，從系統性的角度來看整個經濟的轉型過程。所謂碳交易市場形成碳價格，是綠色溢價角度實現碳中和措施的一部分。如果降低綠色溢價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對經濟造成的負面沖擊可能較大。理想辦法是降低清潔能源成本，這要求技術進步和社會治理創新，對經濟是一個正面的供給沖擊，能夠帶來發展新機遇。

　　二是綠色溢價由近及遠，更具有實操性。碳價估算由遠及近，把碳排放導致氣候變化的長遠損害折現為當下的成本。在長遠目標（碳達峰、碳中和）已確定的情形下，關鍵問題已從評估氣候變化的長遠損害轉為有效、低成本實現目標。綠色溢價由近及遠，衡量現狀，以估算當下的成本差異為基礎，分析未來可能的演變路徑。綠色溢價作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強，能夠帶來更多具有實操性的政策啟示。依據對新技術、新模式及規模效應門檻值的假設，綠色溢價還可以幫助判斷實施路徑上的一些關鍵時間點與指標。

　　三是綠色溢價可以兼顧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全國整體綠色溢價已從2015年的92%下降至2021年的35%，是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有力支撐。相比于碳價格是一個整體劃一的概念，綠色溢價還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由于技術條件、商業模式、公共政策不同，各行業綠色溢價不同，甚至差異很大。我們對排放合計占比達全國總排放88%的八個重點排放行業進行測算，其中非乘用車交運以及建材行業的綠色溢價分別是141%、138%，即用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造紙、有色、鋼鐵、乘用車和電力行業的綠色溢價大約僅為3%~17%。綠色溢價能夠刻畫行業技術成熟度，有助于更有針對性地制定碳中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