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平衡短期和長期。我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時間，歐洲是71年，美國是45年。在短時間內實現綠色轉型目標，難免會給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影響，平衡短期和長期是重要的宏觀政策問題。短期過于剛性的排放目標約束固然有助于促進減排，但也容易誘發滯脹。具體而言，碳價在供給端體現為生產成本上升，在需求端體現為實際收入下降，類似于石油供給減少的影響，在宏觀經濟上有滯脹的特征，將帶來物價上升，對GDP增長有負面影響。

　　中長期看，實現碳中和是一個社會綜合治理工程，并非需要將所有的轉型壓力集中在短期消化，應更多考慮中長期的長效機制。在經濟復蘇基礎仍不穩固的當下，尤其應該謹慎對待直接限產、關停等供給沖擊較強的措施，更多地考慮社會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調整，通過加大低碳、零碳產能投資推動高碳產能置換，嚴格控制新增高碳產能投資等。統籌兼顧的一個更重要方面是，將碳達峰的峰值目標設定為一個區間，避免過于剛性的供給約束，有助于改善供給彈性、兼顧經濟增長與減排。

　　二是平衡全局和局部。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時排放二氧化碳與污染物，因此從總量來看碳減排通常也有利于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二氧化碳的外部性是全局的，影響整個地球的氣溫變化，進而影響全人類的福利；污染物的外部性通常是局部的，一個區域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影響該區域本身（盡管存在跨界污染，但其外部性也會隨距離的增加大大減弱）。

　　因此，當某一區域通過排放權交易大量增加碳排放量時，跟隨碳排放轉移的污染物很可能會對該區域的環境造成較大沖擊。研究表明，中國北方對化石能源依賴很強，全國統一碳市場可能導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氣污染問題有可能加劇。

　　三是平衡效率和公平。碳中和意味著清潔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一些高碳經濟活動、技術甚至行業將被替代，傳統能源尤其是煤炭、火電等行業受到的沖擊較大，相關的基礎設施、制造和服務部門的產出會下降，清潔/可再生能源及相關部門的產出則會上升。因此，碳中和本質上是一種卡爾多改進，可能會造成新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陜西、山西、內蒙古等省份的經濟活動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較高，未來幾十年這些高碳省份可能會經歷痛苦的綠色轉型，高碳行業的工人存在失業風險。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價格在一段時間內上升，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比對中高收入人群的影響大。需要公共政策對這些弱勢群體進行補貼或補助，更重要的是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促進就業，在生產端提供其他可替代的就業機會。

　　四是國際分歧與協作。要糾正氣候問題的全球外部性，需要國與國之間協同應對。各國發展階段不同，利率高的發展中國家碳價應低一些，利率低的發達國家碳價應該高些，因此發達經濟體若要求發展中經濟體碳價格與其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想通過碳價有效抑制碳排放，又要求統一碳價。在一國內部，這個矛盾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解決。但國家間沒有財政轉移支付，且經濟運行機制、實現碳減排的手段、方法、路徑不同，國際協作面臨挑戰。

　　就下一步的國際氣候治理機制改革而言，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建議成立“氣候俱樂部”，俱樂部成員通過對外征收碳關稅來“引導”各國一道推進碳中和。對于碳關稅，之前主流看法是認為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規則相悖，很難推進。然而，在全球推動碳中和背景下，一些發達國家以全球應統一碳價為由，試圖推出碳關稅等碳邊境調節機制，容易變成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可能會誘發大國間新的貿易沖突，不利于疫后的全球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