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多數公司的股東委托書，根本沒有提及自己簽署了《聲明》；在少數幾個提到此事的公司中，沒有任何公司表示，簽署《聲明》需要改變如何對待利益相關方；

所有公司向董事支付報酬，繼續將利益直接與股東價值協同。到2020年底為止，這種利益協同清晰地反應在公司治理導則中，而且是明確要求做到這種協同，而且盡量避免任何對這種報酬與利益相關方利益關聯的支持。

在這個全球都積極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時代，我們似乎對企業領袖們的“高談闊論”有些“司空見慣”了，也贊賞著公司對可持續發展目標推進的承諾；對這些領軍企業每年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時展現的成績和進步，我們總是“歡呼雀躍”，因為企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動機”，承載著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的使命。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和狀況，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企業的競爭力和對經濟和社會責任的貢獻與擔當。

企業影響著社會的諸多利益相關方。隨著時代的發展，公司利益相關方治理也被提到議程。支持加強治理者，鼓勵社會運用公司領導者手中權利，保護利益相關方；反對者則質疑公司領導者是否有真正的激勵去保護利益相關方，也懷疑公司領導者做出的各種承諾的可信性。哈佛法學院的這個跟蹤實證研究，及時給出了這場辯論對立面的焦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