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世界各國財政部長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發揮核心作用，促進減緩與適應投資，創造更多優質就業崗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供給端補貼一年的總規模約在1660億美元左右。歐盟早在2011年就決定在其七年財政預算計劃中分配20%用于能源、交通等各領域推動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并通過歐盟委員會公布的方法學對資金進行具體追蹤與計算。挪威奧斯陸市則在于2016年正式推出“氣候預算”計劃，通過財稅手段控制每年的排放上限。

　　在促進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財稅限制或支持措施不斷推出。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聯席院長趙錫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對于我國來說，財稅政策一方面會受到‘雙碳’目標的影響，另外一方面又有引導和影響‘雙碳’目標的作用。相關行動方案對碳排放重要領域的影響，最終會傳導到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方面，然后就會影響到稅收、財政政策的設計。”

　　作為約束性目標，“雙碳”目標對我國整體的經濟體系，從宏觀到微觀，從最基礎的原材料到生產流通再到終端消費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都會產生影響。趙錫軍認為，現階段對于我國來說，主要影響的是能源、交通、建筑、制造業四大領域。這四大領域不論產能擴張還是投資活動，都可能受到“雙碳”目標推進進程的約束。

　　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樊軼俠看來，財政政策的設計應著重于在經濟效益與綠色低碳責任間構建利益相關機制，尤其要降低綠色項目因高風險、低收益特性而導致的融資門檻。私人企業面臨著項目收益有限，市場引導機制不完善以及缺乏融資和消費渠道等問題。而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策可以將一部分“經濟利益”直接讓渡給微觀市場主體，且會影響到企業中長期的生產、投資、研發與經營決策。

　　從能源消費結構來看，我國仍以化石能源消費為主，占比高達85%左右，面臨著僅用40年不到的時間內，要將目前的化石能源系統變成凈零碳排放能源系統的巨大挑戰。財政部在《答復》中指出，目前財政部已經通過多項資金支持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工作，涉及風電光伏、新能源汽車、節能建筑、鋼鐵煤炭行業產能過剩、清潔取暖、工業節能標準與監察、碳匯能力提升、相關部門基礎能力建設等方面。

　　在趙錫軍看來，上述內容已經考慮了比較完整和重點的領域，但也可以在其他方面作進一步的拓展。“基本的原則就是要服務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關鍵詞有兩個：‘發展’和‘高質量’。在減少碳排放的同時又保持經濟能夠高質量增長，這其中包含了從高碳升級到低碳狀態的過程。”

　　因此，財稅政策首先要考慮技術層面的約束，不僅要考察相關領域的減碳技術是否有具備一定的可得性和可應用性，還要考慮該技術今后拓展推廣的潛力。

　　財力本身也對財稅政策能夠提供的支持力度有所約束。因此樊軼俠提醒，從政策機制上，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涉及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具有高度復雜性，僅靠財政政策是無法實現目標的。除了進一步優化現有的財政政策，還必須在能源價格、碳匯、碳交易等方面發揮公共政策的作用，方能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的實現。

　　“此外，通過配套社會政策還能形成公平合理的減排負擔，利用社會手段解決碳減排政策的累退性，在實現高效減排的過程中保障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