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巴黎協定》“國家自主決定貢獻”機制，各國可根據國情制定不同的減排目標，采取不同的減排政策。碳中和自主承諾屬于一種軟約束，目前歐盟提出的碳排放邊境稅，一定程度上屬于碳排放的硬約束。顯然，實現全球氣候中性，碳排放軟約束和硬約束必須有機結合，缺一不可。

　　目前全球氣候治理及規則制定方面，歐盟走在世界前列。2019年，歐盟在《歐洲綠色新政》中提出“到2030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相比1990年至少減少55%，并于2050年實現氣候中和”。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也走在世界前列。由于最開始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向企業分配的配額都是免費的，政府對企業碳減排成本進行間接補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碳排放配額總量和可用于分配的配額將逐步減少，碳排放配額價格必然不斷走高，當碳排放配額價格高于企業生產的綜合收益，歐盟境內企業碳排放配額激勵機制將失效。

　　為解決這一難題，歐盟調整了碳減排思路，在《歐洲綠色新政》中提出制定碳邊境調節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該機制涵蓋歐洲碳市場中的電力、鋼鐵、水泥、鋁和化肥五個領域。該政策指出，2023至2025年是試點階段，所涵蓋領域的產品僅需履行排放報告義務，歐盟在此期間不征收任何費用。從2026年開始，歐盟將逐年減少10%的生產企業免費配額直至2035年完全取消免費配額，同時要求產品進口者根據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支付碳費用，并逐年提高費率。

　　碳邊境調節機制主要是根據出口歐盟商品的含碳量對商品進行價格調整，從生產端約束碳排放，抑制他國企業出口高碳排生產和高碳排消費的商品，平衡歐盟境內外碳排放成本，約束貿易伙伴國采取有力的碳減排措施。盡管該法案還必須經過立法程序，及歐盟委員會、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之間的談判，而且最終設計方案和實施時間表也可能存在變數，但這項法案最終生效的可能性較大。按預計進程，2022年完成立法，并于2023年開始實施。因此，對其它國家而言，不僅要積極參與碳邊境調節機制規則的制定，向歐盟標準靠攏；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協調，尤其是目前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制造業出口大國。因為氣候中性自主承諾這種軟約束可能抑制搭便車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積極性，硬約束也一定程度可以反向激勵氣候締約國家自主承諾的兌現。

　　目前國際上的碳減排政策包括：一是征收碳邊境稅或碳關稅，如在邊境對碳密集型產品或者碳泄露風險較高的商品征收進口關稅，典型的國家如歐盟；二是碳交易配額，將境內的商品納入碳交易系統，根據自身生產和消費的需要購買碳交易配額，中國早期的碳減排方案可能采取該政策；三是在生產層面或消費層面征收碳稅，即對國內生產和進口的產品征收碳稅。美國可能采取這類政策。當然不排除各國在實行的過程中組合使用碳交易配額、征收碳稅、征收碳關稅和碳邊境稅等。

　　然而目前全球發達國家還沒有建立自上而下的碳檢測、碳排放以及碳交易等方面的核算體系。此外，免費配額的退出時間、進口商品的碳排放如何量化、為了保證碳核算的透明度，統計間接碳排放還是直接碳排放、碳核算是包括商品本身，還是包括中間品和最終品的碳排放、零碳排和負碳排商品是否實行退稅等問題，全球主要國家還未達成共識。碳邊境調節機制在實施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困難。即使有自上而下的統一標準的核算體系，歐盟之外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能還因缺乏技術和資金支持而無法建立或者使用。

　　碳邊境調節機制目前還只是歐盟的單邊措施，當然隨著更多的國家加入氣候規則治理，也可能發展為類似于WTO的多邊談判機制。從碳排放的硬約束和規則制定的角度，該機制有利于重點參與到全球氣候治理并付出行動的自主承諾國家，也有助于約束氣候治理的搭便車現象。但碳邊境調節機制的受益主體是不對等的，對歐盟而言一方面受益于發展中國家低廉的進口商品，另一方面還將帶來稅收收入，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工業制造大國的生產和出口成本負擔將會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