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發達國家已經碳達峰了，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還在往上走，所處階段不同，碳價應是不同的。為防止碳泄漏，發達國家提出要征收碳邊境調節稅，相關收入也必須全部返還用于支持出口國、資源國等的低碳發展，體現對發展中國家的補償屬性。

盡管目前歐盟的碳排放量僅占全球的8%左右，但自工業革命以來其累計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之一，占到24%；美國占到25%；中國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累計排放只占到13%。如果發達國家沒有對征收碳邊境調節稅收益的合理安排，只是出于保護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不符合“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精神，實際上是變相的貿易保護主義。

氣候問題在經濟學上是一個典型的“公地悲劇”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國際集體行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剛剛實現，人均GDP水平并不高、還面臨不少發展問題的困難情況下，中國仍在2020年底向世界承諾了“30·60目標”，這是非常有擔當的。反觀發達國家，本應按照之前達成的國際共識，對發展中國家給予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支持，現在不僅沒有資金支持，還打算實施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措施。這不利于凝聚全球共識，共同抗擊氣候變化，反而會導致出現“公地悲劇”。

對可能出現的發達國家利用征收碳邊境調節稅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要有前瞻性的應對。如果發達國家從貿易保護主義出發，堅持執行碳邊境調節機制等舉措，中國應盡快擴大國內碳市場和碳定價的覆蓋范圍，并對出口至發達國家的商品征收一定水平的碳稅，從而將這部分稅收留在國內，用于支持中國的低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