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5月31日，由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主辦，綠色創新發展中心（iGDP）協辦的“
碳中和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新引擎”研討會在京召開。會議就碳中和對中國能源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對自然生態系統的改善提高，以及對國際低碳綠色合作的促進等議題展開了探討和交流。本期刊發的是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的主題發言。
發言精華
我是做宏觀經濟研究的，所以今天我會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談一談碳價的
問題，即碳定價在實現綠色轉型、碳中和中的作用和含義。
首先，對于綠色轉型、碳
減排和碳中和，國內外都有很多爭議，比如
碳排放危害真的那么大嗎？我們真的需要付出這么大的經濟代價來實現碳中和嗎？我自己在研究過程中，被一個理由說服了：雖然我們不知道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多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的危害有多大，但二氧化碳排放是有長期累積效應的。如果碳排放真有很大危害，等到未來想改變它時，就太遲了。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實際上是為子孫后代買一個巨資保險。
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可以接受多大的經濟損失作為
碳減排的代價？在碳排放問題上，正常的
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因為碳排放具有外部性，這給碳定價帶來很大挑戰。外部性是指某一項經濟活動，收益是自己的，帶來的損害卻由社會承擔。這意味著個體沒有動力做碳減排。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影響整個世界，沒有國際協作，要糾正這樣的外部性很困難。第二個外部性帶來的挑戰在于二氧化碳對氣候的影響是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事情，而人類社會作為一個集體，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關心子孫后代的利益。
這兩點意味著靠個體、某個國家、某族群的道德或集體意識來糾正外部性會很艱難，為此我們要給二氧化碳排放定價，某一項經濟活動要排放二氧化碳，就要付出相應的價格。
在傳統主流經濟學分析里，碳價格是用貨幣衡量的一噸二氧化碳排放幾十年后所帶來的危害。但它的定價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碳排放未來的危害性是不確定的。二是我們把幾十年以后的危害和今天一噸碳減排付出的代價做比較，實際是在做成本-收益分析，將未來減少碳排放的收益折算成當前的價格。這涉及到貼現的利率問題，利率越高，折現價格就越低。但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貼現利率是不一樣的，這造成對碳價的巨大爭議，也導致了國際協同的困難。
以碳的社會成本估算為例，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2018年諾貝爾獎得主Nordhaus估算的碳排放價格是37美元/噸，而另一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著名氣候經濟學家Stern估算的碳排放價格是266美元/噸。有如此大差別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所用的利率不同。
過去幾十年，氣候、碳排放問題在
政策領域一直難以形成共識，但這一狀況在過去兩年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各國的碳中和目標已經確定，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實現目標，即進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在目標明確的成本-有效性分析中，碳價格的概念和成本-收益分析中碳的社會成本是不一樣的，這里碳價格更貼近綠色溢價，即清潔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我們要促進碳減排，就應該降低綠色溢價，這樣經濟主體才有動力從化石能源轉向清潔能源。
降低綠色溢價基本上包含三個路徑：
技術進步，降低清潔能源的成本；
制定碳的價格、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碳價格本身也會引導技術進步，只是技術進步也有外部性，光靠碳價格引導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
社會治理。碳排放與很多理念、文化、價值觀、生活習慣、城市規劃設計、基礎設施設計都有關系，所以涉及到社會治理問題，包括綠色標準制定、監管等等。
以上就是現在的三個降低綠色溢價的途徑，更具體來說：
首先，綠色溢價是比碳價更好的政策分析工具和操作工具。一方面，綠色溢價的政策含義范圍更廣，不僅僅是提高化石能源的價格還包括公共投入促進技術進步、綠色標準建立等等。
另一方面，綠色溢價更具可操作性，由遠及近地討論碳排放的社會成本極具爭議性，但綠色溢價從當前看未來的目標，更有操作性。
再有，若要市場發揮作用，碳價格必須一致，而綠色溢價是可以有行業差異的。
從技術進步來講，清潔能源和化石能源不同，化石能源是自然稟賦，而清潔能源是制造業。制造業有規模效應，這在中國光伏、風電設備造價上體現非常明顯，隨著裝機容量的增加，單位成本快速下降。中國是制造業大國，這使得從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對中國尤其有利。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國可能變為一個能源出口國，出口的是利用太陽能、風能的發電設備。
中國綠色能源指數從2015年到現在快速下降，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從不同行業的排放占比看，排放最大的是
電力行業，而電力行業綠色溢價現在已經在20%以內了。未來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最大的技術進步可能就來源于電力行業。因此，我們要盡可能把所有經濟活動電氣化，然后實現利用清潔能源發電。當然，像
建材水泥、
航空燃油等因為特殊技術原因，不能電氣化，那就要靠其他技術，比如碳捕捉、碳封存、氫能等。
碳價執行層面有兩個形式：碳稅和
碳市場。它們效果類似，但機制不一樣。一個碳減排量的確定性較大，但價格波動也大；另一個價格穩定，但減排量的可控性比較差。從交易成本來講，因為稅收征收機制比較成熟，碳稅交易成本相對低一點，而
碳交易市場交易機制的建立、完善成本都比較高。當然，稅收也有它的問題，開征新的稅種面臨社會阻力。總的來講，我們不能偏廢，碳稅和碳市場都要發揮作用。
在未來實現碳減排過程中，綠色溢價，包括碳交易市場、碳稅，可能又會帶來三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平衡全局和局部。排放是全局性問題，污染是區域性問題，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可能會導致碳排放向某一個地區集中。中國北方對化石能源依賴很強，由此可能導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氣污染更嚴重。
第二個挑戰，效率和公平。
山西、內蒙、
陜西等北方地區的稅收高度依賴采礦、電力行業，未來幾十年，這些省會經歷很痛苦的綠色轉型過程，因為過去的產業怎么轉型，怎么樣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來源等，都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財政轉移支付的支持。
第三個挑戰，國際協作。各國發展階段不同，碳價格可能是不一樣的，現在發達經濟體如果要求發展中經濟體碳價格與其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如果碳價格要真正有效發揮作用，就必須一樣。在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問題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但國家間沒有財政轉移支付，且經濟運行機制、實現碳減排的手段、方法、路徑不同，這給國際協作帶來挑戰。
文章整理/馬越 編輯/韓迪 攝影/何嘉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