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師所提到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不僅是世界各國對碳排放量的約束，也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變革。我國現階段處于工業化后期，不同于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我國仍需繼續推動工業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哪些挑戰？

　　張志強：在碳達峰、碳中和語境下，產業結構調整有新的內涵。首先是必須追求產業結構的低碳化。以往基于化石燃料的高碳產業結構應按照碳排放水平進行重新調整，對于高碳排放的電力、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在原來上大壓小和淘汰落后產能的基礎上，必須開展低碳化改造。其次是需要培育新興產業。技術革新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清潔化和低碳化的趨勢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發生改變。新興產業先天具有低碳化的優勢，尤其是新興服務業。在技術路線的選擇上，新興產業沒有傳統高碳產業的歷史包袱，能以較低成本走上低碳甚至零碳的發展方向。

　　王珂英：產業結構調整是降低碳排放的有效途徑，但資源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碳減排將面臨更艱巨的挑戰。長期以來，對資源的依賴造成資源型地區產業結構的扭曲，影響了產業結構的正常演進，第二產業比重往往過高，因而碳排放規模較高，這些地區能否完成碳減排任務，是全社會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新興產業和低碳產業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發展，以彌補資源枯竭或化石能源退出帶來的負面影響，資源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就是不成功的。

　　王克：碳中和意味著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能源體系和相關基礎設施的重構，這將是一個利益重組的過程，在技術、經濟、社會等層面都是重大挑戰。一方面，我國的基建規模雖然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仍低于發達國家。尤其是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還在繼續推進，處于擴張期的城市還有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新建和翻新需求。在這樣的發展階段，要有效控制碳排放存在較大困難，需要找到切實可行的轉型路徑。另一方面，產業轉型也存在很大風險。以煤電為例，根據對2019年現存煤電項目的財務成本核算，全國有近70%的煤電機組處于虧損狀態，如果采取提前退役和降低發電小時數等方式逐步退出燃煤發電，煤電部門虧損狀況或將加劇，甚至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給地方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并加劇區域經濟的不平衡。

　　主持人：碳達峰、碳中和為經濟社會帶來深刻變革，同時也為能源轉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合作帶來巨大機遇，請介紹一下具體存在哪些機遇？

　　張志強：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需要顛覆工業革命以來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能源消費結構，而且需要創造新的行業和產業盈利模式。發達國家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和標準優勢，通過設置市場壁壘、征收碳關稅等手段，能夠不斷保持自身的領先優勢。例如，今年歐盟試圖強行實施的碳邊境調節機制，就是通過對沒有實施減排機制的國家征收邊境調節稅，以防止碳泄漏的名義，強化自身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的話語權。

　　未來碳中和下的投資有巨大成長空間，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有助于擴大我國的投資規模。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估算，若溫度升幅目標被控制在2或1.5攝氏度，未來30年中國能源系統需要新增投資約100萬億至138萬億元。高盛研究報告稱，到2060年，中國清潔能源基礎設施投資規模將達到16萬億美元（約合104億元人民幣），創造4000萬個凈新增工作崗位。

　　王克：實現碳中和，需要通過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提高生產要素投入效率，需要加快發展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綜合效益高、成長潛力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制造業以及和制造業相匹配的現代服務業。因此，碳中和將成為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助推器或催化劑。此外，大量與低碳技術研發、示范和推廣應用相關的持續巨額投資，在提升我國在低碳科技革命領域國際競爭地位的同時，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能。

　　王珂英：我國綠色金融也會獲得更快發展。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取得一定進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已初具規模，但遠不能滿足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所需的綠色融資缺口。未來電力行業清潔發電設備投資、交通運輸行業電動化進程、新能源汽車及航空航運設備的低碳改造、制造業低碳設備大規模投入、低碳基礎設施建設、碳捕捉碳儲存領域的投資，都意味著龐大的綠色投融資需求，無疑將為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帶來巨大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