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在中國不算是具有大眾知名度的西方經濟學家。他的代表著作《福利經濟學》，從名字上看像是隱藏著歐洲左翼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現在，因為屬于他的專有名詞“庇古稅”在氣候變化領域的討論和實施，正在讓他的學術貢獻被重新評估。

　　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將近100年前，庇古在他的《福利經濟學》中提出，對環境污染者課以補償性的稅收，增加其私人邊際成本以使與社會邊際成本相當。庇古的重要貢獻在于論證環境問題的重要經濟根源是外部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部門不會自發地減少產量或進行污染治理，因此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的形式進行限制，迫使私人部門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

　　這樣的環境稅后來被稱為“庇古稅”。

　　庇古的老師是經濟學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庇古也是這位新古典經濟理論領軍人物的得意門生和傳承人。但他的思想顯然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航道，為政府在配置資源中的角色進行了理論鋪墊。

　　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把“庇古稅”引入到稅收制度中，并且很快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改善。美國是“庇古稅”最早的實踐者。上世紀60年代，越來越多的美國城市被酸雨、霧霾和光化學煙霧所困擾，美國人想起庇古這位英國經濟學家為治理環境污染開出的藥方，國會在1971年提出一項在全美范圍內針對硫化物排放征稅的議案。根據《二氧化硫稅法案》的規定，二氧化硫的濃度達到一級標準的地區，每排放一磅硫征稅15美分；達到二級標準地區按每磅硫10美分征稅；二級以上地區則免征。此后，美國政府逐步將征稅手段引入到整個環保領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環保稅體系。

　　歐洲國家也開始紛紛效仿，用稅收的方式解決污染問題。除了二氧化硫稅，許多國家還征收水污染稅、固體廢物稅、噪音稅、生態(破壞)稅等。

　　“庇古稅”在發達國家的廣泛推廣對減輕工業化以來環境污染起到了非常明顯的作用。西方國家環境污染問題大幅度減輕都發生在“庇古稅”實施之后。因此當氣候變化這一議題被普遍重視之后，用“庇古稅”來解決溫室氣體排放成為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碳稅”很快成為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主流思路。企業的過量排放受益者是自己，而潛在危害可能會留給幾代之后的全人類。和污染物排放相比，溫室氣體排放的外部性更加明顯。因此，也顯然更適合用“庇古稅”來解決問題。

　　2006年，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另外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經過一年調研主持完成并發布了影響巨大的《斯特恩報告》。這是氣候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第一次系統全面的呈現在人們面前。這份長達700頁的報告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未來：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嚴重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其嚴重程度不亞于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對全球GDP的負面影響在5%-20%之間。《斯特恩報告》發布之后，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開始征收“碳稅”。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20年6月已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實施碳稅政策。資料顯示，英國從2013年征收碳稅以來，燃煤發電量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已從2013年的40%降至近來的3%左右。碳稅對促進減排和能源轉型效果十分明顯。

　　但“庇古稅”并非沒有遭遇挑戰。當“庇古稅”還停留在理論階段，沒有哪個國家實施的時候，經濟學家科斯就對庇古的理論提出挑戰。科斯承認外部性的存在，但他認為，“庇古稅”實際上是一種政府對市場的粗暴干預，用稅收的辦法解決外部性問題是錯誤的。科斯的主張是，只需要明確產權，外部性的問題就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解決，不需要政府干預。

　　有一個段子，說編發科斯文章的雜志編輯約一幫當時名聲最顯赫的經濟學家聚會，在聚會之前大家全都反對科斯的觀點，然而等到聚會結束時，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全部反轉，改反對為支持。

　　科斯給大家講了這樣一個通俗的案例：一頭牛從自家溜到別人的土地上吃了小麥，對牛的主人來說，他沒有動力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外部性。但在科斯看來，牛和農作物的外部性是相互的，并不需要政府通過向牛主人征收“吃麥稅”來解決這個問題。

　　按照科斯的邏輯，牛吃了小麥，小麥的主人自然會上門討說法，如果價格合適，牛的主人未必不愿意支付這筆賠償，反正買飼料也需要花錢。而對小麥主人來說，如果牛主人給的價錢合適，相當于小麥提前賣了出去，有啥不可以？問題的關鍵是，牛是誰的，地是誰的，產權需要十分清晰。

　　科斯做了一個假設就是如果交易成本足夠低，只要把產權界定清晰，根本不需要政府干預，市場就會解決所謂的外部性問題，也就是通過自由交易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這一原則后來被稱為科斯定理。

　　環境污染常常被認為是一種被厭惡的“公共用品”，但按照科斯的觀點，如果將產權確定為私有產權，環境污染就變成了“私人用品”，依然可以通過交易的方式來解決。這比政府通過稅收的方式來協調相互關系效率更高。政府通過稅收方式干預，稅率如何確定都需要人為測算，很可能因為偏差而導致一些企業和個人繳了更多的稅，政府的低效也會導致稅款未必能真的彌補受害人的損失。而產權清晰下的交易主體卻可以通過討價還價找到最優答案。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滿意的賠償，企業則支付了價格機制決定下的污染成本。

　　但科斯看似完美的理論，在現實中很難實現。現實中更多的場景是很多個養牛人和很多個農場主，很難確定到底是誰家的牛吃了誰家的小麥。被吃小麥的農場主應該找誰來賠償自己的莊稼呢？

　　實際上，很難有一種方案能夠完美地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外部性問題，經過各種理論探索和實踐，基于庇古理論的“碳稅”方式和基于科斯理論的“碳交易”模式都成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選項。

　　中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目前先選擇碳交易作為減排的突破口，并首先在電力行業開始實施。相對而言碳交易容易金融化，能夠吸引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并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在中國目前的市場環境下，碳交易如果在各行業推開，存在著高昂的監管成本和道德風險。

　　而碳稅的優點在于，促進碳減排效果明顯，實施起來簡單易行，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用于投資開發新減排技術。不過碳稅的缺點也比較明顯，增加了企業稅負，有可能導致產業外流。

　　受覆蓋面和調控范圍限制、碳交易價格形成機制構建難度大、市場失靈等因素影響，有研究機構預測全面運行的全國碳市場也只能覆蓋我國50%的碳排放量，面對“30、60”碳減排壓力，僅以碳交易一種手段難以保證目標實現，碳稅的實施必定大勢所趨，企業在制定長期規劃時，尤其是高耗能企業除了碳交易，也應該將碳稅的因素考慮在內。

　　碳交易與碳稅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機制，各有利弊，因此對于中國這樣經濟規模大、產業結構復雜的國家，僅靠碳交易一種政策手段難以實現“30、60”目標，雙管齊下很可能是最終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