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是一項關乎人類文明存續的中國攻堅事業，也是顛覆中國現代化以來形成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一場文明革命。但碳中和在中國的實現，遠遠要比其他發達國家的難度與阻力更大，中國政府需要投入與付出的也遠比其他國家多。

　　歐美國家普遍在2040年、2050年甚至更早時間點的碳中和目標，令中國的2060年碳中和目標在國際輿論中顯得被動。西方輿論普遍認定中國為全球經濟強國，甚至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很難對“中國在未完成工業化倒逼碳達峰、為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而實現碳中和”產生共情。加之新興綠色低碳行業認定與減排標準、碳金融規則約定與市場準入等，都面臨著國際博弈和談判，“30·60”目標的國際合作與競爭已經開始。

　　在中國，平均每5人才有一輛汽車；而在美國人均一輛車，且美國的汽車排量比中國更大。在中國，實際城鎮化率只有約50%，在美國則是80%。中國人均用電量也只有美國的一半。碳排放相當大程度上代表著大規模生產、高耗能生活。中國人均收入僅有美國人的約20%。中國未富，就面臨著“碳約束”。若西方輿論還緊逼，勢必會刺激中國一些人因不公平碳排放權而產生的“碳排放民族主義”。由此看，對內凝聚碳中和的社會共識，對外講好碳中和的中國故事變得越來越重要。

　　第一，應掀起一場碳中和的社會教育風潮，塑造中國社會運行與民眾生活的集體共識。當前，許多地方主官還不知道什么是“2060碳中和”以及如何實現？大多數普通民眾更是不清楚碳中和為何物，以及會給中國帶來什么、自己能為碳中和做什么？非能源外的一般企業對碳中和的熱情也還不高。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大眾教育變得很緊迫，也很必要。類似“全國縣委書記碳中和培訓班”、“碳中和企業高管班”、“碳中和大眾書系”等，都可以成為未來社會觀念升級的重要方式。中國社會對碳中和重要性的認識，應該像當前對精準扶貧、健身跑步、中醫理療等那么熟悉與風靡。

　　第二，應重視碳中和的對外傳播，培養更多低碳發展所需要的改革、法律、研究、教育等前沿人才。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生態文明建設進行集體學習中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各級政府需要盡快拿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落實方案，完善通過稅收減免、貸款擔保及其他綠色金融工具與政策激勵，塑造市場為低碳項目融資的優化方式，加快完善全國碳市場，配置全國的金融資源與自然資產服務于“零碳社會”的實現。更重要的是，要激勵各類善于對外交往的人才，用外媒發文、采訪、新媒體、影視作品等方式在國際社會講述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的艱辛與努力，提升中國氣候治理的話語權與國際公信力。

　　第三，應盡快加大布局低碳技術，深化氣候治理相關的技術成果轉化與國際市場拓展。低碳技術不能重復芯片產業的國際被動局面，而應盡早占據中國低碳技術的國際制高點。這里不只是要盡快提升中國碳核算與低碳技術的國際市場權威度，大力開展氣候環境信息的數據庫建設，創建碳排放檢測數據中心與監測平臺、推廣綠色智慧城市等，還需要通過技術升級、政策激勵、基金引導、創建重點實驗室等方式，進一步喚醒民企雄心，撬動產業資本，創新融資工具，激發民間熱情，開展技術攻關與成果轉化，加強與國際市場的合作，鼓勵具有競爭力的低碳技術走向國際市場，營造全社會濃厚的、可持續的碳中和技術創新氛圍。

　　第四，應以應對氣候變化對話為重要突破口，緩解來自美國的國際壓力與緊張氛圍。美國當前已將中國列為首要競爭對手，各個領域的競爭甚至對抗之勢加劇，但應對氣候變化卻是少數幾個兩國能真誠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領域。通過氣候變化應對，中美兩國不妨延伸至綠色金融、光伏基建、綠色經貿等領域的對話，重塑因特朗普執政而受到嚴重沖擊的兩國接觸機制。兩國智庫也可努力合作，研發更多綠色金融的評價性指標如碳盈虧、碳平衡表，建立更多“綠色金融國際合作項目”標桿庫，夯實全球綠色金融合作網絡，尤其是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引領中美投資合作綠色化，推動美國投資者通過各種渠道投資中國的綠色債券、綠色股票、綠色基金和綠色項目，讓綠色金融進入兩國主流金融市場，最終通過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綠色金融的杠桿作用，撬動更大范圍的中美經濟合作內在需要。

　　總而言之，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中國經濟社會變革。是變革，必然會面臨壓力，但壓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動力。中國按照改革開放以來的有效經驗繼續堅定走好自己的路，按既定方針與自身節奏推動綠色低碳的轉型，相信一定能在復雜的國際博弈突出重圍，實現中國長遠的高質量發展，助力民族復興。

　　（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