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秋季以來的歷次高層表態與各類文件、會議可知，中央決策層對實現碳中和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這不只是關乎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也是展現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切實行動。但從全球視野看，一場綠色低碳發展的國際話語權之爭在所難免。

　　如果說技術競爭、經貿轉向、標準重設或行業轉型等領域，對中國而言，還僅是相對較長期須應對的事情，那么，作為第一大碳排放國家（約占全球30%）的中國，在碳中和成為全球輿論共識的大背景下，當務之急，恐怕還會面臨著新一波的西方輿論攻擊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將中國視為導致全球變暖“罪魁禍首”，打壓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圖謀”。

　　一是因“隱含碳”而導致中國碳排放總量被高估的責任挑戰。中國是“世界工廠”，中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約30%，大量生活消費品在中國生產，他國消費，滯留在中國本土、卻不應該計入中國排放量的，就是所謂的“隱含碳”。很顯然，國際社會長期采用的“領土內的排放責任”或“生產者負責”的碳減排原則，對新興經濟體是不利的。早已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可通過向海外轉移高排放、高污染產業的方式，實現減排責任轉嫁的進口替代。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紅杉中國的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凈出口貿易中的隱含碳排放高達20.14億噸，約為中國當年碳排放總量的20%，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大國印度的總量，約為OECD所有成員國滯留他國的“隱含碳”的70%。換句話說，中國在碳排放總量里承擔了本應他國承擔的部分碳排放份額。發達國家貪婪的消費欲望，導致了生產規模的全球擴張，惡化了全球氣候環境，卻滯后性地將減排責任強加給新興經濟體。可以想象，中國極有可能成為西方國內氣候政治的最大替罪羊。

　　二是基于“碳核算”的國際話語權旁落而產生的數據風險。目前，由國際能源署（IEA）、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 CDIAC）、全球大氣研究排放數據庫（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al Atmospheric Research, EDGAR）、美國能源信息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世界銀行、世界資源研究所和英國石油等七家機構組成的碳排放核算機構，基本覆蓋了絕大多數國家的碳排放核算數據，壟斷了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的國際話語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現狀、問題及挑戰》報告顯示，目前根據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交的《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以及中國科學院碳專項報告的核算結果，國際機構碳核算普遍高計了中國碳排放量，最高達7%。如果與中科院的碳專項相比，竟出現被高估20%的現象?？梢韵胂?，當碳排放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指標、碳市場越來越成為國際資金流動的重要領域時，一場碳核算的公信力之爭就會出現了。

　　三是以“碳斜率”為特征的中國持續發展與中外競爭的碳約束壓力。構想一幅數軸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碳排放量。從碳達峰即為最高點，碳中和是零點。很明顯，1979年碳達峰的歐盟、2005年碳達峰的美國，都承諾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分別用了71年和45年，從頂點到零點的斜坡是較緩和的。但中國只有30年，是非常陡峭的“碳斜率”。

　　中國需要用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時間完成發達國家同樣的任務。許多年長者還記得1950年代倫敦霧都、洛杉磯化學煙霧污染的經歷，中國沒有走歐美國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是選擇了一條坎坷的自我約束發展之路。筆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寫過，中國崛起與歷史上所有大國其中有一條重要的不同點，就是“自我約束”。中國不侵略他國、不挑起戰爭、不輸送難民、不欺負小國、承諾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簽署絕大多數國際公約。現在，還要再通過綠色清潔、低碳發展約束中國發展速度。這是新型的大國崛起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發展前所未有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