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己的技術、設備已經在支撐多國綠色低碳發展，沒有理由不成為中國綠色低碳發展的主力軍。我們目前的技術條件，加上企業的努力，成本已經在不斷下降，而且已經足以占據競爭優勢。今年以來，可再生能源補貼退坡，說明已經具備市場競爭力，經濟上也更加可行。但不可否認，可再生能源發展還面臨多重阻力。要想使可再生能源快速成為中國能源體系的主要能源，體制上還需有幾個突破：一是建設全國統一的市場。二是要建立分布式能源。

中國追求的碳中和，一是把生態系統的貢獻提升上來，二是為國家實現低碳綠色發展找到低成本藍圖。如果不利用生態系統功能，完全依賴化石能源減排，成本必然較高。

2015年，在巴黎締約方大會上，產生了較有約束力的全球協議《巴黎協定》。我認為該協議有兩個關鍵成果：第一，參加大會的所有國家都接受，到本世紀末，將全球表面升溫控制在2度甚至1.5度水平。這意味著關于氣候變化的科學爭論以及政治爭論告一段落。第二，主要碳排放大國都提出自主減排承諾。這非常不簡單，因為此前，抑或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立場非常不同。有了自主減排承諾，意味著中國、印度等國的立場有180度轉變，全球氣候協作才成為可能。

不過，這兩個成果也有遺憾之處，即排放大國自主減排承諾加在一起產生的結果，與2-1.5度目標相比還有非常大的鴻溝。如果僅滿足自主減排承諾，本世紀末地球表面升溫不可能是2度、1.5度，而可能是3-6度。所以大會提出，2020年主要排放國重新盤點自主承諾，加起來能與1.5度目標接軌。

中國2020年在自主減排承諾方面有巨大改進，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向全世界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這與此前的承諾相比，文字差別不是特別大，但實質內容差異非常大。

對于碳中和，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終點條件。我們研究資源經濟學、動態規劃，都知道終點條件的變化影響整個規劃期內各階段的行為。確定碳中和的終點目標，排放軌跡就要發生很大變化。如果僅有2030年碳達峰這一目標，企業會想2030年之前是不是還是高碳行業的增長窗口期？

而設定碳中和目標后，則意味著利用2030年之前窗口期進一步發展高碳行業的可能性會小很多。投資界、企業界會注意到，要到本紀中葉碳中和、近零排放，2030年之前一定會更加強調低碳工業、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

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我認為如下三個維度都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