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減排既是氣候、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涉及能源、經濟、社會、環境方方方面，需要統籌考慮能源安全、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成本投入等諸多因素，對我國能源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今，碳減排已經成為各經濟體之間博弈的重要戰場。”駱建華表示，中國、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仍然沒有實現碳達峰。碳拐點的出現，與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率、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密切相關。從經濟發展水平看，歐洲國家實現碳達峰時的人均GDP為2萬美元左右，美日的這一數據為4-5萬美元。而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僅為1萬美元，在人均GDP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未來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較高增速。

駱建華介紹，從城市化率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碳拐點基本出現在城市化率超70%階段。歐美國家碳達峰時城市化率已達到70%，而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是60%，城市化水平不高，意味著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需要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這對碳減排頗具挑戰。從產業結構來看，歐美國家實現碳達峰時，第二產業已經下降到27%以下，而目前我國第二產業占比仍高達39%，從產業結構來說，碳達峰目標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來，“降碳與發展并不相悖”。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僅不會限制經濟社會的發展，還會推動新興經濟的發展，促進新發展方式的出現，會帶來新投資、新技術、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將創造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發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