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加大碳價格機制的調控以減少化石能源消費是根本。新形勢下，我國僅以碳交易一種手段并不能有效解決碳減排的所有問題。現階段，應在明確合理的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之下，既有效發揮碳交易的減排作用，也考慮將碳稅作為政策選項之一，兩者并行發揮調控作用。

（一）僅靠碳交易一種政策手段難以實現“30·60”目標

我國自2011年起先后在七個省市實行碳排放權交易試點，2017年底明確在發電行業率先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2021年全國碳市場將正式啟動運行。隨著碳交易推向全國，將對國內碳減排目標實現發揮更大作用。但受覆蓋面和調控范圍限制、碳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構建難度大、市場失靈等因素影響，全面運行的全國碳市場也只能覆蓋我國50%的碳排放量，國內的碳交易價格遠低于IPCC和碳信息披露項目（CDP）對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碳價預測。

在“30·60”目標實現難度遠超早期碳排放強度目標，以及我國要以低于歐洲等國家30年時間來實現碳中和的情況下，面對更為緊迫和更大的碳減排壓力，僅以碳交易一種手段難以有效保證目標實現，需要通過與碳稅這一政策手段并行實施來加大碳減排調控力度。

（二）碳稅和碳交易并行有利于揚長避短，促進碳減排目標的實現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特定時期上，政府對于兩種政策手段的選擇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傾向性。但考慮到現實中碳減排問題的復雜性以及碳減排政策的相對有效性，為了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全面實現碳減排目標，有必要充分認識到碳交易和碳稅可以并行，二者的協調配合能夠發揮更大的調控作用。

無論從理論分析還是從國際社會政策選擇的傾向看，碳稅與碳交易都是可以同時運用、共存并立的。理論上，兩者應為互補關系，這種互補性主要表現在兩者的調控范圍和價格支撐上。因此，基于市場機制較不完善的現實以及開征碳稅的獨特優勢，我國更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同時運用碳交易與碳稅這兩種碳減排政策手段，構建二者的協調配合機制，來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和碳減排承諾，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

（三）并行實施碳交易和碳稅已成為國際碳減排政策趨勢

碳交易和碳稅作為碳價格機制，已在全球諸多國家和地區得到了積極的應用。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碳定價現狀與趨勢》的統計，全球已有超過46個國家和32個地區實施或計劃實施61項碳定價政策，其中31個為碳排放權交易市場，30個為碳稅機制，覆蓋了22%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同時，已有英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等15個國家和地區同時實施碳稅與碳交易兩種政策手段。其中，部分國家因碳市場價格偏低或擴大調控范圍需要設置固定碳價和提高碳價，部分國家在碳減排政策實施初期就區分不同碳源分別實施碳稅和碳交易，其動因都是源于單一實施一種政策手段難以實現本國的碳減排目標。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同時實施碳交易和碳稅的國家，大多也是已宣布碳中和目標的國家。

（四）運用碳稅政策有助于實現碳減排和經濟發展的“雙重紅利”

根據相關研究，我國如果實現2℃目標導向轉型路徑，2020-2050年能源系統需要新增投資約為100萬億元；如果實現1.5℃的目標導向，投資約為138萬億元。在我國經濟下行和財政收入減速的背景下，加大對碳減排的投入需充分考慮財政的可持續性問題。而碳稅在提高碳排放價格或成本的同時，能夠獲取一定的財政收入，通過碳稅來適當籌集碳減排資金是減輕財政壓力的可能途徑。例如，根據世界銀行《2020年碳定價現狀與趨勢》的統計，全球2019年籌集了450億美元的碳價格收入。而根據OECD對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稅負的國際比較，我國在提高化石燃料稅負上尚具有一定的空間。因此，與減稅降費結合起來實施碳稅改革，不僅可保持宏觀稅負穩定和減少增稅阻力，也有助于實現碳減排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重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