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國家從“十一五”之后，就把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指標納入約束性指標。考慮到多年來的工作推進、政策措施的促進，邊際效益在遞減，進一步降低能耗強度難度加大，需要行業技術進步、政策法規完善和制度創新，確定2021年降低3%的目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而13.5%的目標不是用3乘以5簡單得出的，而是通過年度降低比例關系折算得出的。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的目標中，涵蓋了節能、新能源、碳匯等方面的作用，是整合多方面數據得出的，具體到地方指標也和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公眾消費等密切相關。這也提示我們，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從能源結構調整、碳匯、二氧化碳利用等途徑來實現。具體包括：發展氫能等新能源，發展碳匯產業，從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技術（CCU）入手，延伸做強碳循環經濟等。 

　　其中，碳循環經濟是值得關注的新領域。通過二氧化碳捕集和利用技術可以把發電、工業生產等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來，凈化之后加以綜合利用。碳循環經濟在循環經濟“減量、再用、循環”的原則基礎上，再加上“去除”，通過發展產業的途徑，實現了二氧化碳變廢為寶。 

　　比如，通過把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凈化后用于生產炭基肥料、發展富碳農業，可以提高作物品質，可以讓土壤增加吸收、保存二氧化碳的能力。在鄂爾多斯調研時我們發現有一種做法：把一種枯死的樹或樹枝砍下來后做生物質發電原料，把發電產生的煙氣收集起來通過凈化引到水塘里，用來養殖螺旋藻。這樣的模式真正實現了循環利用、變廢為寶。

　　碳循環經濟值得國內認真研究、總結經驗，通過技術進步來降低碳排放強度，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利用中國智慧探索形成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