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碳定價政策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激勵減排的有效工具。碳定價實際是對排放二氧化碳設置一個價格，通過發揮價格的信號作用，使經濟主體減少排放二氧化碳，或為排放二氧化碳埋單，從而引導生產、消費和投資向低碳方向轉型，實現應對氣候變化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碳定價主要包括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兩種形式。前者是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征稅，后者是指企業二氧化碳排放額度的分類和交易，具體政策實施因國而異。隨著各國紛紛提出碳中和目標，碳定價政策不斷主流化，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

　　碳稅是通過稅收手段，將因二氧化碳排放帶來的環境成本轉化為生產經營成本。據世行統計，截至2020年6月，已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實施碳稅政策，范圍橫跨各大洲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覆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300億噸。此外，在已制定國家自主貢獻的185個《巴黎協定》締約方中，已有97個締約方提出正在計劃使用或考慮使用碳稅、碳排放權交易履行國家自主貢獻承諾。

　　碳稅主要具備以下優勢：一是見效快，可直接增加溫室氣體排放成本，快速擠壓資源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倒逼其采取節能減排或限制升溫的措施，在短時間內實現大幅減排。二是實施成本低，主要依托現有稅政體系實施，無需設置新機構，也無需考慮配套基礎設施等問題。三是稅率穩定，形成穩定的碳價格預期指引，企業可安排中長期減排計劃。四是可實現收入再分派，政府可將碳稅收入用于綠色項目建設或新能源技術研發，支持低碳轉型。但需要看到，碳稅對碳排放總量控制力度不足。若碳稅稅率相對較低，高排放、高收益的企業可維持原有生產經營模式不變，減排意愿低。

　　因經濟結構、減排目標等方面的差異性，各國碳稅發展存在較大差異，但在實踐中仍存在共同之處，主要體現在碳稅的稅制設計、稅基、稅率、稅收用途、實施效果等方面。

　　從稅制設計看，按全國推廣或地區性試點、是否單列碳稅稅種可分為三類。一是在全國實行，且作為單獨稅種。如芬蘭、瑞典、荷蘭等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專門設立碳排放稅。二是在全國實行，不作為單獨稅種，而是將碳稅隱含在現有稅種中。如日本、意大利等在能源消費稅、環境稅等現有稅種中加入碳排放因素，形成隱形碳稅。三是只在國內特定區域實施，且多處于試點階段，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等。

　　從稅基選擇看，國際通常按化石燃料消耗量折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計稅依據。一種方法是以二氧化碳的實際排放量為計稅依據，只有智利、波蘭等少數國家采用。這種方法可直接反映排放量，但技術要求和實施成本高，需要企業購買二氧化碳監測設備，捕捉、測算和報告二氧化碳排放量。另一種方法以化石燃料消耗量折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計稅依據，在技術上更加簡單可行，行政管理成本相對較低。

　　從征稅環節來看，主要在能源最終使用環節征稅，也有在生產環節征稅。多數國家主要在能源最終使用環節征稅，即誰使用、誰排放、誰繳稅，納稅主體通常是下游經銷商或消費者(包括企業和居民)。這種情況下，既可以按企業的實際二氧化碳排放量直接計稅，也可以根據燃料消耗量、用電量等間接計稅。此外，也可以在生產環節征稅，如加拿大碳稅的納稅主體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生產商、進口商和加工商，最終稅負會反映在燃料價格上，由能源使用者承擔。

　　從稅率水平看，總體較低，各國分布差異巨大。據世行統計，截至2019年末，全球碳稅稅率呈現從1美元/噸二氧化碳(波蘭)到119美元/噸二氧化碳(瑞典)的巨大價格差異，近一半國家和地區低于10美元/噸二氧化碳。碳稅稅率分布差異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國家的減排目標不同，且部分國家除碳稅以外，還有能源稅或其他減排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為實現2030年2℃的控溫目標，每噸二氧化碳定價應在75美元左右，而目前全球平均價格為2美元，與目標價格相去甚遠。

　　從稅收用途看，通常用于補貼返還或節能減排投資。一是用于節能減排投資，主要指用于新能源技術和碳減排技術的創新研發。如丹麥將來自工業部門的碳稅收入全部作為改善工業能效的投資資金；日本將部分碳稅收入投資于新能源技術研發。二是用于抵扣其他稅負，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如丹麥、加拿大通過轉移支付來補償受碳稅影響較大的居民或企業。

　　從實施效果看，碳稅已對溫室氣體減排和經濟低碳轉型發揮了積極作用。如英國自2013年實行碳稅以來，燃煤電廠效益顯著降低，燃煤發電量大幅下降，2014年天然氣取代燃煤，成為英國電力供應的最主要燃料；2017年，風力、生物質能發電體量均超過煤電。瑞典自實施碳稅后，化石燃料在工業耗能中的比例降至30%，能源成本在總成本中的比重也不斷下降，能源結構得到明顯改善。

　　自歐盟于2005年運行全球首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來，ETS在全球的實施版圖不斷擴大。截至目前，全球已運行的國家和地區ETS有21個，籌劃推進中的有8個，提出初步設想的有16個。21個ETS涵蓋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約43億噸，約占全球年排放量的9%。其中運行機制較為成熟、交易規模較大的ETS包括歐盟的EU ETS、美國的加州ETS，及美國區域性溫室氣體減排協議(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等。

　　ETS主要具備三方面優勢。一是減排效果具有確定性。在ETS制度下，政府直接確定一段時期內碳排放配額總量，即二氧化碳最大排放量，因此減排成果更直觀、明確，不需要其他中間變量傳導。二是通過價格手段促使企業減排，且具有較為完善的價格發現機制。除常規配額交易外，ETS還可開展配額期貨、期權等衍生品交易，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三是促進跨境減排協調，不同的ETS間能實現互聯互通，形成跨國、跨地區的碳排放權市場。連通后ETS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優化減排安排，同時提高市場流動性。但需要看到ETS設計難度大，運行成本高。排放配額等關鍵參數的確定只能靠估算，且突發狀況難以預見，很難保證ETS按設想推進。政府需持續監測、評估ETS運行情況并進行相應的調整，需要占用大量行政資源。

　　總體看，全球各主要ETS的運行機制基本相同，但在交易規模、價格區間、涵蓋行業、配額分配方式、市場穩定機制等方面有其各自的特點。

　　從市場交易規模看，近年來全球ETS交易總額明顯增長。據Refinitiv測算，2019年全球碳排放權市場交易金額約為1937.62億歐元，較2018年上漲34%；2019年交易量87.34億噸二氧化碳，較2018年略降4%。全球碳排放權市場的交易額猛增主要受EU ETS推動。2019年EU ETS的交易額占全球87%左右；交易額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別是美國的加州ETS與RGGI，占比分別為10.7%和0.84%。

　　從市場交易價格看，各ETS間的交易價格差別較大，2019年總體在1~30美元/噸之間。2019年交易均價高于20美元/噸的有2個，為EU ETS和韓國ETS；均價在10~20美元/噸區間的共有7個。各ETS的交易價格主要受碳排放配額的供求關系及ETS中的價格調節機制影響。

　　從涵蓋的部門看，所有ETS都涵蓋了電力行業。此外，大部分ETS都涵蓋了工業生產、交通、建筑物排放，部分ETS涵蓋了航空業排放。

　　從政府的配額分配方式看，有完全拍賣、免費分配+拍賣、完全免費分配三種形式。一般來說，政府希望提高拍賣配額比例，因為這樣能夠提高排放成本，同時獲得拍賣收入。

　　從價格調節機制的設置看，部分ETS設置了價格調節機制，以避免配額交易價格過低或過高。市場穩定機制有價格控制和總量控制兩種模式。價格控制模式指設置交易價格上限或下限。總量控制模式指對流通中的配額總量進行控制。

　　從全球碳定價政策實踐看，總體進展較順暢，取得了較好的減排成效，但在實施中可能面臨一些挑戰，值得進一步關注。

　　一是存在碳泄漏風險，不利于全球減排聯動。碳泄漏(carbon leakage)指實施碳稅或ETS后，跨國企業可將高碳產業轉移至低排放成本地區，致使本應減少的碳排放轉移到其他地區排出，造成本地區碳稅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歐盟正在討論于2021年啟動碳邊境調節機制，對從碳定價低的國家進口的特定高碳排放產品征稅，或為碳定價高的國家出口商提供出口退稅，避免減排的先行國家處于競爭劣勢，同時規避碳泄漏問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等多位經濟學家也公開支持美國建立碳邊境調節機制，保護美國競爭力，同時激勵其他國家采取類似政策。目前，碳邊境調節機制仍未見實施，主要面臨進口商品碳含量計算困難、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相容等挑戰。

　　二是碳稅稅率水平較低，或碳排放配額過剩，不利于碳價格機制發揮調解作用。碳價格直接對標企業的碳排放成本。目前，在碳稅制度上，整體稅率普遍較低；在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上，政府往往高估了配額需求，甚至免費發放配額，且允許未使用配額跨年度累積，導致配額過剩，壓低交易價格。對于高排放、高利潤公司，碳價格偏低將削弱減排動力，達不到預想的政策效果。

　　三是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問題。碳價格可能推高部分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尤其是電價。生活必需品支出在低收入群體總支出中占比重更大，導致碳稅或ETF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比中高收入群體更大。因此，部分碳稅收入或碳排放配額拍賣收入可用于幫扶社會弱勢群體。

　　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呼吁中國將碳稅和碳排放權交易作為減排、防治污染的優先政策選項，形成合理、影響深遠的碳價格，相關收入不僅可支持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發展，還可適當補貼受碳稅影響的低收入群體。目前，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籌建工作正在穩步推進，可研究碳市場的金融屬性，探索開展碳稅試點，推動完善碳價格形成機制，充分發揮碳價格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信號作用，支持中國實現“30·60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