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在實體經濟大規模向低碳、零碳轉型的過程中也必須轉型。金融業的轉型一方面要滿足實體經濟轉型帶來巨大的綠色低碳投融資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防范由于轉型風險所帶來的各種金融風險，包括高碳產業的違約風險和減值風險以及某些高碳地區所面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實現碳中和需要數百萬億的綠色投資。實現碳中和需要大量的綠色、低碳投資，其中，絕大部分需要通過金融體系動員社會資本來實現。關于碳中和所需要的綠色低碳投資規模，許多專家和機構有不同的估算。比如，《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報告提出了四種情景構想，其中實現1.5℃目標導向轉型路徑，需累計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人民幣，超過每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再如，筆者牽頭的《重慶碳中和目標和綠色金融路線圖》課題報告估算，如果重慶市（GDP規模占全國比重約1/40）要在未來三十年內實現碳中和，累計需要低碳投資（不包括與減排無關的環保類等綠色投資）超過8萬億元。此外，中國投資協會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計，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國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術和儲能技術等七個領域需要投資70萬億元。基于這些估算，未來三十年內，我國實現碳中和所需綠色低碳投資的規模應該在百萬億元以上，也可能達到數百萬億元，因此將為綠色金融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二）碳中和為金融業帶來的機遇。為實現碳中和目標所產生的如此規模的綠色投資需求，將為有準備的金融機構提供綠色金融業務快速成長的機遇。其中，幾個典型的產品領域包括：

1.銀行：創新適合于清潔能源和綠色交通項目的產品和服務；推動開展綠色建筑融資創新試點，圍繞星級建筑、可再生能源規模化應用、綠色建材等領域，探索貼標融資產品創新；積極發展能效信貸、綠色債券和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探索服務小微企業、消費者和農業綠色化的產品和模式; 探索支持能源和工業等行業綠色和低碳轉型所需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比如轉型貸款。

2.綠色債券：發行政府綠色專項債、中小企業綠色集合債、氣候債券、藍色債券以及轉型債券等創新綠債產品；改善綠色債券市場流動性，吸引境外綠色投資者購買和持有相關債券產品。

3.綠色股票市場：簡化綠色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審核或備案程序，探索建立綠色企業的綠色通道機制。對一些經營狀況和發展前景較好的綠色企業，支持優先參與轉板試點。

4.環境權益市場和融資：開展環境權益抵質押融資，探索碳金融和碳衍生產品。

5.綠色保險：大力開發和推廣氣候（巨災）保險、綠色建筑保險、可再生能源保險、新能源汽車保險等創新型綠色金融產品。

6.綠色基金：鼓勵設立綠色基金和轉型基金，支持綠色低碳產業的股權投資，滿足能源和工業行業的轉型融資需求。

7.私募股權投資：鼓勵創投基金孵化綠色低碳科技企業，支持股權投資基金開展綠色項目或企業并購重組。引導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與區域性股權市場合作，為綠色資產（企業）掛牌轉讓提供條件。

8.碳市場：盡快將控排范圍擴展到其他主要高耗能工業行業以及交通和建筑領域等，同時將農林行業作為自愿減排和碳匯開發的重點領域。

（三）金融業需要防范和管理氣候風險。在全球主要國家紛紛宣布碳中和目標、加大落實《巴黎協定》力度的背景下，由于應對氣候變化而帶來的轉型風險對許多產業和有氣候風險敞口的金融機構來說會越來越凸顯。轉型風險指的是在實體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的過程中，由于政策、技術和市場認知的變化，對某些企業、產業帶來的風險以及由此轉化而來的財務與金融風險。比如，在各國采取政策措施推動能源綠色化的過程中，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產業的需求會大幅下降；為了落實《巴黎協定》，許多國家的碳市場價格將大幅上升，使得大量高碳企業必須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購買碳配額；由于技術進步，光伏、風電等清潔能源的成本快速下降，對化石能源會產生替代作用，并逼迫化石能源價格持續下降。

在這些轉型因素的推動下，煤炭、石油以及仍然使用高碳技術的石化、鋼鐵、水泥、鋁等制造業，涉及毀林和其他破壞生物多樣性的產業和項目都有可能出現嚴重成本上升、利潤下降、嚴重虧損，乃至倒閉；對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來說，這些風險會體現為貸款/債券違約和投資損失。在某些高碳產業密集的地區（如山西、陜西、內蒙古等）,此類與氣候轉型相關的風險可能會演化為區域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以及由于大規模企業倒閉所帶來的失業和其他社會風險。

在碳中和目標背景下，我國煤電企業貸款的違約率可能在10年內可能會上升到20%以上。其他高碳行業的貸款違約率也可能大幅上升。氣候轉型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可能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來源。過去幾年，一些國外的央行和監管機構(如英格蘭銀行、荷蘭央行、法國央行、歐央行等)、國際組織和合作機制（如央行綠色金融網絡，即NGFS）已開始強調金融業開展環境和氣候風險分析的重要性。但是，中國的多數金融機構尚未充分理解氣候轉型的相關風險，普遍缺乏對氣候轉型風險的前瞻性判斷和風險防范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