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家/區域面臨共同的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也正在共同經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綠色低碳轉型。根據當前《巴黎協定》下已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一帶一路”國家到2030年預期每年可減排32億噸二氧化碳左右，但要最終實現全球碳中和，如果沒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或額外的資金、技術和能力支持，“一帶一路”國家將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一帶一路”國家的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需要從2015年的約12.2%提升至2030年的21%以上、2050年的約46%以上，同時碳移除技術（CDR）在化石能源中的使用比例需要達到41%左右。“一帶一路”國家的電力裝機容量將從2015年的約2570GW上升至2030年的4170GW、2050年的8740GW左右，年均增速將達到3.6%以上，非化石電力裝機的占比將上升至2030年的41%和2050年的61%以上。

能源和電力部門如此重大的變化需要“一帶一路”國家加大低碳轉型力度，不僅要求提高政策保障、補貼和公共資金的投入力度，更鼓勵在技術、市場和制度上的創新，比如，推動信息通信技術在能源領域的融合應用將大大提高節能和新能源技術進步曲線的學習率。到本世紀末，“一帶一路”國家/區域能源供給部門的總投資變化并不大，但投資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清潔能源及其配套設施領域的綠色投資占比大大提高，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智能電網、能源儲存、氫能利用、碳捕獲和封存及其他新型基礎設施等方面，累計投資將超過100萬億美元。與此同時，化石能源領域的累計投資從原來預期的約71萬億美元急速下滑至28萬億美元左右。如果“一帶一路”的投資者仍然以傳統資產組合和理念進行決策，很可能會面臨政策轉型帶來的“擱置資產”風險。此外，隨著政策預期力度的加強，“一帶一路”國家的能源、碳價格和國際貿易的物流成本將在未來有所上升，這些價格變化無疑會對“一帶一路”高耗能制造業、商貿服務業的投資產生較大影響。隨著較為經濟的措施逐步實施，碳減排的單位邊際成本在本世紀下半葉變得更高，但因為實際減排量的縮小，總成本不斷下降。

實現《巴黎協定》的長期目標，需要在全經濟范圍深度脫碳，特別是能源供給部門將率先在2045年實現碳中性并迅速轉向“負排放”。從最新的模型和情景分析結果看，全球需要在2060年左右實現氣候中性或溫室氣體凈零碳排放，這將會給“一帶一路”中的發展中國家帶來極大的挑戰，更高的減排力度和公平的責任分擔需要同步推動，全球都需要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則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行動、支持和國際合作。根據初步統計，當前“一帶一路”國家年均氣候資金投入規模為2067億美元，其中能源領域投資總額約為1289億美元，占到“一帶一路”國家氣候資金總額的62%左右，其中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一帶一路”國家的能源投資分別為420億和869億美元，分別占到“一帶一路”國家能源投資的33%和67%左右。要實現《巴黎協定》長期目標仍需付出額外努力，“一帶一路”國家到2030年、2050年和本世紀末的年均資金差距分別為5040億美元、9711億美元和1.73萬億美元。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可以充分展現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豐富內涵，進一步拓展“一帶一路”國家/區域在綠色產能、綠色資本、綠色貿易等方面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結合新的歷史起點，我們應該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共同追尋以科技創新驅動、工業和能源革命為主要特征的創新發展路徑，減緩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和氣候影響代價，以避免高碳路徑鎖定和伴生的發展陷阱，提升高質量的綠色投資和就業水平，共同分享低碳轉型帶來的綠色效益，共同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共同打造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人類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

本文作者柴麒敏（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