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年新當選的總統拜登表現出了對氣候問題的足夠重視，已表態將帶領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

　　今年7月，拜登提出“公平的清潔能源未來”愿景，計劃2035年前將發電領域的碳排放完全清零，并讓美國經濟從石油、天然氣和煤炭轉向太陽能和風能以及其他技術，以達成“不晚于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

　　雖然美國在碳減排政策上反復，但其若想實現減排目標，仍具有顯著優勢，特別是在能源技術創新方面。

　　12月13日，IHS Makit公司副董事長、全球能源專家丹尼爾·耶金，通過郵件向界面新聞記者表示，美國的優勢得益于其獨特而富有活力的能源創新生態系統、鼓勵冒險精神的文化以及能夠調動資本的金融體系。

　　歐美對于應對氣候變化、實施碳減排的不同態度，與它們各自的能源結構現狀、以及經濟振興途徑差異有關。

　　對于歐洲而言，通過碳中和目標鞏固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主導權，不僅意味著實現區域綠色復興，且意味著掌握未來話語權的可能。

　　但美國是油氣時代的最大受益者。長期以來，美國經濟依賴于油氣行業。得益于頁巖氣革命，2018年，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原油生產國。

　　截至去年底，美國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消費量仍占到一次能源消費的80%。在發電量占比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額僅為18%。

　　“在1997年的京都氣候大會上，歐洲想要美國加大溫室氣體排放削減數量，遭到了美國的拒絕。”丹尼爾·耶金在其著作《能源重塑世界》中寫道。

　　歐美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也多次施壓。今年年初，馮德萊恩表示，中國和其他大型化石燃料生產國要找到對碳排放進行定價的方法，否則有可能面臨歐盟計劃對進口商品加征的碳邊境調節稅。

　　碳邊境調節稅是歐盟實現“綠色新政”的重要途徑，目的在于保護那些被要求減少“碳足跡”的歐洲企業，免受歐洲大陸以外“碳傾銷”的影響。

　　碳邊境調節稅的詳細提案將于明年提出，最先會在鋼鐵、水泥和電力領域實施。

　　這不是中國第一次承壓。2007年左右，歐美國家就祭出“碳關稅”大旗，遭到中國政府的反對。當時有輿論認為，“碳關稅”和“碳減排”是歐美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權的遏制。

　　柴麒敏認為，“碳中和”將成為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全球性標準，甚至是貿易和投資進入的“門檻”，并有可能因此形成“基于新規則的國際秩序”。

　　中國契機

　　如果說歐盟提出碳中和的背后動機之一，是為了掌握未來的話語權，中國加入這場競賽的重要目的，則是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第二次轉型。

　　在柴麒敏看來，這是中國從國家利益、國際形勢兩個大局、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兩個方面進行統籌考慮之后，作出的戰略性決策，將對中國可持續發展帶來歷史性機遇。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位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成為外界眼中高耗能、高污染的典型。

　　2006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92.6億噸，大于美國和歐盟的排放量總和。約九成的碳排放來自電力和熱力生產、工業和交通等領域。

　　柴麒敏表示，中國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也進入到了一個低增速、低增量的階段，正是謀定改革開放后第二次經濟轉型的關鍵歷史期。

　　“碳中和愿景的實施將使中國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量實現絕對脫鉤，將促進經濟真正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辈聍杳舴Q，這是中國從自身發展階段和未來發展戰略作出的判斷。

　　中國正在為此努力。

　　11月初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未來要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該文件提出，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等產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同各產業深度融合。

　　交通行業將從燃油車向電氣化轉型加速。

　　11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新車銷售量達到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20%左右；到2035年，純電動汽車成為新銷售車輛的主流，公共領域用車全面電動化，燃料電池汽車實現商業化應用等。

　　2019年，中國新能源(4.360, -0.05, -1.13%)汽車產銷量超過120萬輛，已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

　　能源行業也將迎來新業態。

　　柴麒敏表示，可再生能源是一種零邊際成本的生產模式，初始投資后，后期運營成本很低，技術曲線的學習率很高。即將到來的能源革命可能是一場“贏者通吃”的游戲，如果未來可再生能源成本降到新低，將有望迅速占領能源市場，智能電網、制氫、儲能等輔助服務都可能圍繞其供應鏈來進行打造，繼而形成新的業態。

　　在此影響下，中國很可能會跨過“油氣時代”，從“煤炭時代”直接進入“非化石能源時代”。未來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生產基地將向非化石資源豐富的地區遷移。隨之，上下游產業和就業人口將發生變化，利益格局也會隨之調整。

　　由落基山研究所和中國投資者協會能源投資專業委員會共同編寫的《零碳中國·綠色投資》報告指出，中國零碳能源轉型將在七大領域催生巨大的投資市場，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效、終端消費電氣化、零碳發電技術、儲能、氫能和數字化。

中國零碳轉型七大投資領域帶來巨大市場規模和效益。圖片來源：《零碳中國·綠色投資》報告

　　該報告指出，2020-2050年，將有70萬億元左右的基礎設施投資因此被撬動；僅在零碳電力、可再生、氫能等新興領域，將創造3000萬個以上的就業機會。

　　根據柴麒敏的模型測算，要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智能電網及輔助服務、先進儲能、綠氫冶金和化工、新能源汽車、電氣化高速鐵路、綠色零碳建筑、碳移除工程等領域的新增投資將超過139萬億。

　　此外，柴麒敏指出，2000年以來，由氣候變化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7%，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7倍多，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增多，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越來越凸顯，也是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科學性”考量。

　　今年3月，世界氣象組織發布報告稱，去年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的水平高出了1.1攝氏度。與《巴黎協定》制定的2℃、特別是1.5℃溫控目標空間進一步縮減。

　　落基山研究所常務董事兼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婷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中國所承諾的行動目標，從對本國人民的未來和世界人民福祉的雙重考慮出發，也最大限度考慮到了實現目標的可能性。

　　她認為，中國正在為發展中國家探索一條在大規模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同時實現低碳甚至脫碳的全新發展路徑，這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可循。

　　中國的底氣

　　12月1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視頻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了新的國家自主貢獻：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碳中和”目標倒逼中國能源轉型大幅提速，推動可再生能源進入“倍增”階段。同時，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也為中國實現碳中和目標帶來了很大底氣。

中國零碳轉型七大投資領域產業發展階段。圖片來源：《零碳中國·綠色投資》報告

　　柴麒敏認為，自2006年中國實施《可再生能源法》、次年國務院首次印發《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以來，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正式進入快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增長規模史無前例。

　　中國是全球第一大風電及光伏大國。截至2019年，中國光伏新增裝機已連續七年全球第一、累計裝機連續五年全球第一，并基本實現全產業鏈國產化。

　　過去十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生產成本得到大幅下降。其中，光伏發電成本降低約九成，風電發電成本降低了七成，已具備與煤電競爭、實現平價上網的條件。

　　在可再生能源及相關技術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柴麒敏列舉數據稱，2018年中國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專利數占到全球的58%，累計專利數接近于30%，位列全球第一。國內完善的制造業供應鏈，也為可再生能源裝備的生產提供了后盾。

　　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統計，國內多晶硅、組件產量分別連續9年、13年位居全球第一；多晶硅、硅片、電池和組件四個環節產量在全球占比均超過三分之二。

　　《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報告2019》顯示，去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容量達7.94億千瓦，占全部電力裝機的39.5%；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2.04萬億千瓦時，占全部發電量比重為27.9%。

　　IHS Makit公司副董事長、全球能源專家丹尼爾·耶金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多年來，中國一直非常關注“新能源”。這一點從中國在太陽能和電池領域的全球角色中可見一斑。

　　丹尼爾·耶金認為，在以應對氣候變化和碳減排為主要驅動力的新一輪能源轉型中，中國占據優勢和主動，且可能成為能源轉型中獲益最大的國家。

　　他認為，發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減輕中國油氣的對外依存度，將帶來巨大的戰略利益。截至2019年，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7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45%。

　　丹尼爾·耶金還表示，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的一大優勢是有能力設定目標，再調動政策和資源朝著目標邁進。

　　但要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仍任重道遠。

　　目前，煤炭仍是中國能源消費的主體。2019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化石能源占比仍高達80%左右。其中，煤炭占比為57.7%，油氣消費占比約為27%。

　　這迫切要求降低煤炭消費。但在此過程中，地方和企業存在經濟和盈利增長的現實需求，尤其對于山西、內蒙等以煤炭為主的傳統能源地區而言，轉型陣痛將更為明顯。

　　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另一難度在于時間。

　　李婷指出，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中國只預留了30年時間，西方發達國家則一般需要40-70年。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的人口數量、發展速度、經濟規模以及資源稟賦，30年意味著巨大挑戰。

　　在重重挑戰中，中國如何保持戰略定力，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成為關鍵。

　　柴麒敏表示，對于能源轉型中受到沖擊比較大的傳統行業、地方和群體，中國可以借鑒歐盟的公平轉型機制提供支持和保障，讓所有人都能分享到低碳轉型的綠色效益。該機制根據特定標準分配資金，優先考慮惠及煤炭、泥炭開采、頁巖油氣等行業工人，幫助煤炭依賴國完成能源轉型。

　　李婷指出，考慮到零碳中國仍然處在發展建設的早期階段，政府應圍繞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效、儲能、氫能、零碳電力等七大領域出臺引領性和針對性的細化政策措施，完善投資環境，引導投資進入零碳領域。

　　她認為，對企業而言，應將碳中和目標確定為制定公司發展戰略的重要考量，明確自身在以碳中和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位置，發現新的發展機會。

　　在李婷看來，美國擁有領先的能源創新生態系統，歐洲有長期而明晰的零碳發展戰略和市場機制，發展中國家在跨越式發展方面擁有很大機遇。目前，衡量誰會成為最大贏家為時過早。

　　“碳中和是一項長跑。想要笑到最后，需要持續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以及根據優良實踐不斷提高政策和行動的力度?！辈聍杳粽f，碳中和不僅要求最為核心的能源系統加速轉型，而且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都需要出現體系性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