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我國要在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宏大愿景。實現碳中和需要大量的綠色、低碳投資，其中絕大部分需要通過金融體系動員社會資本來實現。關于碳中和所需要的綠色低碳投資規模，許多專家和機構有各種估算。比如，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牽頭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報告提出了四種情景構想，其中實現1.5℃目標導向轉型路徑，需累計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人民幣，超過每年GDP的2.5%。再如，筆者牽頭的《重慶碳中和目標和綠色金融路線圖》課題報告估算，如果重慶市（GDP規模占全國比重約1/40）要實現碳中和，未來三十年內累計需要低碳投資（不包括與碳減排無關的環保類的綠色投資）8萬多億。

此外，中國投資協會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計，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國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術和儲能技術等七個領域需要投資70萬億人民幣。基于這些初步估算，未來三十多年內，我國實現碳中和所需要的綠色低碳投資的規模應該在百萬億人民幣以上，也可能達到數百萬億，碳中和因此將為綠色金融帶來巨大的機遇。

自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首次提出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以來，我國在綠色金融標準、激勵機制、披露要求、產品體系、地方試點和國際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在部分領域的成就已經取得了重要的國際影響力。但是，與碳中和目標的要求相比，我國目前的綠色金融體系還在幾個方面面臨著一些重要的問題和挑戰：

1、目前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與碳中和目標不完全匹配。比如，雖然人民銀行主持的新版《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征求意見稿）中已經剔除了“清潔煤炭技術”等化石能源相關的高碳項目，但其它綠色金融的界定標準（包括綠色信貸標準、綠色產業目錄）等還沒有做相應的調整。目前在這些標準中“綠色”不完全符合碳中和對凈零碳排放的要求。

2、環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尚未充分反映碳中和的要求。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展充分的環境信息披露是金融體系引導資金投向綠色產業的重要基礎。被投企業和項目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則是低碳投資決策的重要基礎。但是，我國目前對大部分企業尚未強制要求披露碳排放和碳足跡信息，對金融機構也缺乏環境和氣候披露的要求。多數機構也缺乏采集、計算和評估碳排放和碳足跡信息的內部能力。

3、綠色金融激勵機制尚未充分體現對低碳發展的足夠重視。中央金融監管部門的一些政策，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對綠色項目的貼息、擔保等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社會資本參與綠色投資的積極性，但激勵的力度和覆蓋范圍仍然不足，對綠色項目中的低碳、零碳投資缺乏特殊的激勵。

4、對氣候轉型風險認知不夠。一些國際組織和合作機制已經開始強調金融業開展環境和氣候風險分析的重要性。但是，我國的多數金融機構尚未充分理解氣候轉型的相關風險，也未建立識別、分析和管理此類風險的機制。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內部能力上，我國許多金融機構與歐洲和英國的領先機構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

5、綠色金融產品還不完全適應碳中和的需要。我國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產品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在面向投資者提供的ESG產品，以及產品的多樣化和流動性方面比發達市場還有較大的差距，許多綠色金融產品還沒有與碳足跡掛鉤，碳市場和碳金融產品在配置金融資源中的作用還十分有限，碳市場的對外開放度還很低。

針對碳中和對金融業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和目前的短板，我認為應該考慮從如下幾個方面完善我們的綠色金融體系：

1、以碳中和為約束條件，完善綠色金融標準，保證綠色項目、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目錄中的項目不損害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

2、建立更加強有力的綠色金融激勵機制，并將碳足跡作為評價項目綠色程度、金融機構綠色程度和政策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標。

3、建立覆蓋面更廣的強制性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逐步將披露要求擴大到金融機構。碳排放和碳足跡應該成為披露的基本要求。

4、應該鼓勵金融機構開展環境和氣候風險分析，并適時要求其披露環境和氣候風險敞口和壓力測試或情景分析結果。

5、強化碳市場在碳減排和配置綠色金融資源中的作用，鼓勵金融機構參與，提高市場流動性，發展碳金融產品和碳排放權抵質押融資。

6、以實現碳中和為主要抓手，切實落實中歐綠色伙伴關系，大力引進歐洲的低碳技術和低成本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