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的《巴黎協定》提出，通過減少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全球平均溫度較前工業化時期的升幅控制在2℃以內，并努力將溫度升幅限制在1.5℃以內。作為《巴黎協定》197個締約方之一的中國，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提出至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森林蓄積量增加14億立方米等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

　　柴麒敏介紹，目前“十三五”的上述目標已超額完成。有部分觀點認為，減排會產生額外成本并約束經濟增長，而越來越多的證據日益表明，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智慧行動可以推動創新、提高經濟增長并帶來諸如可持續發展、增強能源、糧食和水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質量等廣泛效益。“我們往往是看到了對傳統高耗能、高排放產業的影響，但卻忽視了可再生能源、先進儲能、新能源汽車、綠色建筑、氫冶金、綠氫化工等新型產業的快速發展。這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的涌現，大大提升了經濟發展效率和碳生產力水平。”

　　據統計，2019年全球清潔能源投資總額達3633億美元，連續6年超過3000億美元。中國近十年來一直是全球最大投資國，連續5年超1000億美元。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和發電量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2019年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專利數占到了全球的51%，累積專利數占全球的比重超過29%，同樣位列全球第一。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且增速很快。新增的綠色建筑比例也已經占到了65%。柴麒敏認為，這會給經濟發展轉型帶來巨大的推動效應，特別是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中國的新能源行業很可能成為繼5G之后，一個在全產業鏈上具有全球領先性的行業。”

　　“生態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以前經常會‘背鍋’，說會影響和約束經濟增長。”柴麒敏近年來就淘汰落后產能的政策舉措做了實證研究，他分析過去5年淘汰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燒堿等落后產能的數據發現，淘汰反而促進了這些行業發展，“即使在傳統高耗能產業領域，通過實施節能減排相關政策，實現了落后產能的有序退出，有效避免行業惡性競爭和維持產品的合理價格，幫助行業在有序擴張產量的同時有效改善行業運行質量和效益，部分行業的利潤率顯著增長了210%~580%。”這項研究說明，綠色低碳發展并不是在站在經濟增長的對立面上，而是在鼓勵和促進好的、高質量的發展，去除掉不好的、低效的發展，或者是倒逼不好的發展轉型。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對碳排放也會產生影響，預計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下降4%至7%，但這一排放水平仍將比1990年開啟聯合國氣候談判之初上升了60%以上。一般在危機的沖擊之下，碳排放首先會下降，之后隨著經濟刺激政策又會出現一定反彈。強調“綠色復蘇”，正是希望這次人類能進行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社會的綠色變革和可持續增長。

　　但一些地區仍有“舊發展”的沖動，可能會傾向于投資一些短期內能見效的高資源投入項目，比如煤炭、石油化工等，“這是需要堅決避免的，因為這會產生鎖定效應，影響的不僅僅是‘十四五’的排放，甚至會拖累到中國長期碳中和愿景的最終實現，也會錯失產業向中高端發展的戰略機遇，從而產生巨大的經濟社會轉型代價。”柴麒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