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層面，拜登氣候大戰略的核心目標是召集世界其他國家和美國一道共同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其言下之意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地強推“美國優先”的單邊戰略，無視國際合作和伙伴關系的重要性，不僅導致氣候變化這一關乎全球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無法得到有效應對，更危害了美國和平、合作、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給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傷。

在大選中，選民對自己身邊的問題顯然具有更高的關注度，國內議題在候選人心中的重要性也就比國際問題高得多。拜登對氣候大戰略的對外層面的論述并不算多，而且往往與其對內政策相互交織。但從其對外政策的三大戰略目標著手，就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拜登對氣候問題的戰略布局。

第一，強化多邊外交，并重塑美國在應對全球挑戰中的領導力。拜登強調，美國不僅需要在國內塑造一個堅強的領導力量以挽救當下經濟低迷、民主失落、社會割裂的困局，更要在國際舞臺上重新獲得負責任、受尊重、有話語權的強大領導地位。如果說特朗普對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認知是美國一家獨大、不受國際體制的約束，拜登則更加注重借助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和多邊外交來提升美國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在氣候領域，領導力意味著要重新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氣候合作框架，基于此，拜登提出了以下幾條具體方案：一，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并舉辦全球氣候峰會；二，號召各個國家停止對化石能源產業進行財政補貼；三，強化在清潔能源研究和創新領域的全球合作；四，推進各國在航海航空領域減排協約的達成；五，采用貿易制裁等各種手段保證各國減排承諾的實現，防止欺騙造假行為的發生。

氣候危機為美國重塑領導力提供了一個現實的抓手，這一嚴峻的態勢凸顯了全球領導力的關鍵意義，給美國重新承擔超級大國責任創造了條件。再次回歸多邊主義立場的美國并不僅僅要參加國際會議、制定多邊條約，更要在各個環節中都發揮引領作用。一方面，領導力來源于自身的威信和感召力，美國需要以身作則，發揮表率作用，切實履行自身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國要主動承擔大國責任，為有效的多邊合作保駕護航。這意味著，美國要帶頭發起會議，盡力協調各方利益關系，推動相關氣候協議的簽署，并利用其強大實力保證氣候協議的落實。只有這樣，美國才能盡可能修補特朗普給美國信譽帶來的損傷，使各個國家團結在美國領導之下。

拜登認為，作為全球領袖，美國在力求與各國達成共識的同時，又要格外注重他國對減排目標的落實情況，甚至要以此為標準來處理與他國的關系。對于認真實施減排政策的國家，美國愿意與之加強合作；而對于那些態度敷衍、偽造數據欺瞞國際社會的國家，美國自然要第一個站出來展現出領導者的強硬態度，施展各種手段促使其履行減排承諾。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防止違約行為時，拜登特地提到了中國，認為中國持續對化石能源出口進行補貼，并通過“一帶一路”等政策轉移環境污染。對此，美國必須與各個國家一道就污染問題向中國問責，從而迫使中國按美國對環境問題的認知進行減排。這意味著環境問題不僅是中美可能達成合作的重要領域，而且也是雙方相互博弈，協調國家利益和全球環境保護的關鍵平臺。可以想見，對于氣候變化認知和行動的差異很可能成為造成兩國未來摩擦產生的一大因素。

第二，保障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繁榮。面對特朗普在經濟議題上的相對優勢，拜登不論是在國內政策還是國外政策方面都非常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個致力于服務中產階級，為美國人民參與全球經濟競爭保駕護航的方針。在氣候領域，拜登的核心認知是氣候問題和經濟問題是不可能分開的，必須保障美國經濟繁榮發展，防止一些國家借美國減排之機進行趕超。拜登強調經濟建設不能松懈，依然有敲打中國的意味：一個以中產階級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意在加強美國相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尤其在這個美國國內轉型可能在短期內影響經濟的關鍵時刻。這意味著，拜登會更加留意在經濟領域與中國的競爭，而且他強調要保證經濟競爭的公平性，即不能對中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現象置若罔聞，這也為兩國的紛爭埋下了隱患。

第三，強化美國國內民主，并加強民主國家之間的聯合。盡管從其以往的從政經驗判斷，拜登較少將意識形態問題作為處理對外關系的關鍵，而是將精力放在更加實際的問題上，展現出了相對務實的外交風格。但不可否認，民主價值觀的確在其對外戰略目標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將民主視為美國社會之根以及經濟繁榮之源，因此美國必須盡可能挽回特朗普給民主帶來的巨大破壞，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次引領美國回歸世界民主燈塔的地位。在環境領域，中美之間具有非常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空間，沒有中國的支持，美國的氣候目標也難以實現。但意識形態的斗爭可能會給這一合作的實現蒙上陰影。

氣候變化是影響全人類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在理想的情況下，國家之間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應該超越民族、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局限。但在現實政治中，這卻總被視為一種“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難以落到實處。這正是拜登氣候戰略的一大矛盾所在。拜登具有與眾多外國領導人交接的豐富經驗，也時常標榜自己與各國政要塑造友好關系的本領，這一背景使得很多選民相信他可以在促成全球氣候合作方面大有作為。但合作的基礎在于信任，拜登“民主陣線”的口號似乎又使之難以對中國這樣的“意識形態對手”放下心來。拜登強調“民主國家”之間的內部團結，但對陣營之外的國家，他是否會用其一貫的務實態度應對呢？對中國而言，最不理想的情況是拜登只在“民主國家”的小圈子內部倡導合作，而對外則拉起警戒線，甚至可能擺出世界霸主的身份，以內部標準衡量外部國家。這樣一來，不單是許多欠發達國家不愿意償還主要由發達國家造成的環境欠賬，中國也難以接受美國以己度人、強加上去的減排標準。而如果美國和眾多“民主”小伙伴一道，共同對華施壓，中國無疑會陷入更加孤立無援的境地。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拜登是否會突破意識形態窠臼，選擇以更加務實的態度進行協商與溝通。

在具體的對華政策方面，拜登又強調了以下內容：一、通過對相關商品增加關稅的方式懲罰中國可能會有的不完全履行減排承諾的欺騙舉動；二、形成民主國家陣線，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對通過“一帶一路”等海外投資方式外包轉移污染的行為負責；三、與中國就減排達成雙邊協議，聚焦中國對化石能源產業的資助問題“一帶一路”戰略的污染問題；四、促使中國在內的所有G20國家承諾停止對化石能源產業進行財政資助；五、與民主國家伙伴一道，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更加清潔的基礎設施投資替代方案。從中不難發現，拜登盡管強調要與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進行合作，但是他并沒有對中國減排的積極態度和舉措表現出信任。相反，環境問題為拜登向中國的“一帶一路”等對外戰略進行發難和施壓提供了一個新的抓手，也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提供了一套新的極富道德意味的話語系統。拜登或許不會走特朗普大國斗爭的老路，但他對中國的警惕使得他很難與之實現全心全意的合作，而地緣政治上的斗爭也有可能在拜登時代更加激烈。

 

總結來說，如果拜登得以當選并順利入主白宮，我們毫無疑問會看到一個在氣候變化更加積極主動，同時也更加負責任的美國形象。在國際領域，這一進取的態度意味著美國不僅僅要做好國內的減排工作，發揮超級大國的引領作用，而且更要主動做相關國際會議的組織者、國際協議的帶頭人以及國際欺騙行為的仲裁官和執法隊。就中美關系而言，拜登氣候變化大戰略雖然點燃了雙方積極交往、相互合作的希望，但很難以使得瀕臨冰點的中美關系得以峰回路轉，拜登對氣候的關注和他對中國的警惕使之很可能加強在氣候領域與中國的競爭。尤為值得警惕的是，如果拜登真的試圖使美國與其“民主伙伴”一致對外，中國可能會陷入更加孤立的局面。而這將不但導致雙邊關系的愈發緊張，而且阻礙全球氣候治理的步伐，拜登雄心勃勃的氣候變化目標也就因之面臨難以實現的危險。

 

作者：丁昊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審校：葛健豪 海國圖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