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戰略性風險和戰略性機遇，加強戰略謀劃和頂層設計。一是在機構的理念、宗旨、愿景等方面充分反映和體現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價值觀。二是在戰略規劃的制訂和戰略目標的設定上，充分反映和體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對本行業和本機構的持續影響，明確本機構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中的貢獻方式和貢獻目標。三是在機構風險偏好的設計上，充分考慮氣候變化風險及其引發的各類風險，明確合理的風險偏好內容和水平。四是在戰略規劃、戰略目標、風險偏好的監督、考核、評價方面充分反映和體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五是在戰略能力建設和戰略資源配置上，充分反映和體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環。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平衡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工人與資本家的利益，這一矛盾引發了猛烈的工人運動，最終通過工會的普遍建立（在德國還有代表職工利益的監事會的建立）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而得到有效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隨著資本市場的壯大和上市公司的增多，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防止大股東通過利益輸送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通過加強資本市場監管，這一矛盾得到有效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20世紀80年代，由于資本市場投資者日益機構化，機構投資者缺乏主動干預公司經營的能力和意愿，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股東與管理層的利益，防止內部人控制并損害股東利益。通過加強董事會的監督和激勵相容制度的設計，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決。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消費者保護意識和社區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日益增強，發達國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公司利益與消費者和社區公眾的利益。通過改善董事會結構，大幅增加非股權董事比重和話語權，加強信息披露等，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決。與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相比，我國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矛盾是多方面的，既有發達國家1.0和2.0版本的，也有發達國家3.0和4.0版本的。但毫無疑問，隨著監管部門、投資者和社區公眾、環境公益組織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注，應對氣候變化作為環境問題的重要內容，應當在銀行和保險機構的公司治理中得到充分重視。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建立健全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具體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視角，從優勢與弱勢、風險與挑戰等維度，全面審視和梳理本機構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確保本機構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與本機構的價值觀、愿景、戰略規劃、戰略目標、風險偏好保持一致，充分反映和體現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在報告、檢查、評價、責任、問責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特別地，在授信或投資管理制度中，從客戶篩選、評價、盡調、評審、貸/投后管理、合同文本等方面對客戶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表現是否明確提出了有約束性的要求；資產配置管理制度中，配置的比例和結構是否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在資本、撥備/準備金、流動性、聲譽等風險管理中，是否充分反映了氣候變化可能產生的預期和不可預期損失及各種可能的沖擊；在公共關系管理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是否反映了氣候變化相關公益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并有合適的方式與這些利益相關者交流互動；在機構內部人力資源、財務資源、科技資源配置上，是否反映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等等。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風險的識別、計量、緩釋和控制。一是從產品、客戶、項目、資產、運行等多維度深入分析和識別氣候變化可能給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的各類風險。二是要深入了解氣候變化作為重要的風險驅動因子給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的各類金融風險，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操作風險（科技風險）、流動性風險、保費定價風險、聲譽風險、法律風險等，以及其作用機理。三是要加強對高能耗行業、對化石能源高度依賴行業的客戶和項目的重點分析。高能耗行業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對化石能源高度依賴的行業包括運輸業、運輸工具制造業等。此外，運行和維護會產生大量碳排放的資產如建筑、運輸工具也需要重點關注。四是在深入分析氣候變化驅動帶來金融風險的機理基礎上，設定可能的發生情景，開展重點行業、重點客戶乃至全部資產的情景分析和氣候變化壓力測試，并將測試結果應用于風險管理之中。五是在微觀層面評價公司客戶的財務表現時，引入適當的內部碳價，重新分析判斷在碳排放外部效應內部化后，公司客戶的財務表現如現金流、利潤、回報率等，并在授信審批或投資決策時予以慎重考慮。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降低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資產配置風險。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從政策調整、技術變遷、產業盛衰、碳排放強度、能源效率、投資者偏好變化等多角度分析資產配置風險，降低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集中度風險、市場風險等。要強化對氣候變化相關項目的風險管理，對一些在全生命周期內碳排放多而社會爭議較大的項目，要列為特別慎重的項目，從運營年限、碳排放政策、可替代低碳項目的競爭性等多方位進行分析判斷，避免形成高碳“擱淺”資產。對一些環境和社會風險突出的項目，銀行和保險機構要探索建立申訴回應機制，在項目實施的全過程中與利益相關者良性互動，從源頭上控制資產配置風險。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信息披露和國際合作。目前，我國的主要銀行機構定期對其融資支持的節能環保項目進行環境效益測算，并在其社會責任報告上披露包括碳排放在內的各類環境減排效益，受到國內外利益相關者的歡迎。這些信息可以看作是銀行機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正面信息清單”。下一步，要在推動和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上，鼓勵銀行和保險機構收集并披露其融資支持的高排放企業的碳排放情況，即“負面信息清單”，更好回應利益相關者的關切。銀行和保險機構應積極參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國際協議、聲明、承諾的制定，努力成為創始成員。對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已有的具有廣泛公信力和影響力的相關國際協議、聲明、承諾，銀行和保險機構應積極承諾加入或采納，并積極參加其中的活動，如各種形式的研討會、論壇、報告撰寫、電視采訪等等，努力提升我國銀行和保險機構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踐行社會責任的國際形象。

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加強與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業，而是百年挑戰、百年事業。銀行和保險機構應從長遠和全球發展視角，及早謀劃和布局，強化氣候變化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人才的引進和培育，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互動，加強與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合作，為應對越來越嚴峻的氣候變化的挑戰做好充分的能力準備，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實力。

（本文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20年9月刊，2020年9月5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