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十年前，各國就發現了全球氣候變暖的事實，也認識到了其災難性后果。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全球各國在聯合國框架內也進行了多次努力。1992年5月，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該公約最終目標是將地球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以保證在該穩定水平上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干擾不會發生。該公約于當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期間開放簽署，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鑒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溫室氣體排放中存在的現實差異，公約確定了全球不同國家在減排目標設定上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建立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以幫助其履行減排目標和任務的機制，上述原則和機制被聯合國主導的其他氣候變化協議所采納和遵循，截至2016年6月，全球已有197個國家和地區加入該協議。我國于1992年6月11日正式簽署該公約，為了更好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完成協議中我國的減排責任，我國于1994年3月正式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該議程是我國一項長期、綜合性的可持續發展框架和應對策略，也是世界范圍內第一部國家級的可持續發展議程書。

2016年4月22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抱著自己的孫女正式簽署了《巴黎協定》 （鳳凰網）

為了進一步控制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世界各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基礎上進一步簽署了其補充協議《京都議定書》，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少碳排放量的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從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截至2009年2月，全球已有超過183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該議定書（超過全球排放量的61%）。為了推動各國完成減排目標，議定書開創性地提出了三個合作機制，包括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這些機制允許發達國家通過碳匯交易的方式完成各自的減排目標。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原本于1998年簽署了該協議，但最終于2001年以“影響經濟發展”和“減排目標和任務不公平”為由，宣布退出了《京都議定書》。2011年12月，加拿大以“減排應該是全球共同行動，所有國家都要受到約束”為由，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兩個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和加拿大的退出，給全球減排目標的實現蒙上了陰影。

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美國退約的歷史又一次在2017年重演。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正式通過了《巴黎協定》，該協定為2020年以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安排，并提出了明確的溫控和減排目標。2016年4月22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抱著自己的孫女正式簽署了《巴黎協定》，當時的照片和新聞被西方媒體廣為傳頌，全世界一起見證了美國在節能減排問題上展現出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然而，僅僅在克里簽署協議一年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美國全面退出《巴黎協定》。退約之后，美國又給全世界留下了“一地雞毛”。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給全球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帶來了多重挑戰。中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表示，美國退約后其原本承諾的碳排放量削減目標已經不可能完成。同時，作為發達國家，美國原本承諾的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資金和技術的目標也落空了。美國的退約行為不僅僅導致了美國無法完成減排目標，更會直接影響發展中國家減排目標的實現。更重要的是，美國退約后為其他國家實現減排目標“帶了壞頭”，比如20國集團中至今有15個國家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減排目標，此前已經控制或降低了碳排量的日本和印度等國，在美國態度發生重大轉變后，近年來其溫室氣體排放又呈現出了明顯的上升趨勢。這些都是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給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努力帶來的新困難和新挑戰。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國積極參與了聯合國主導的多項氣候變化協議，展現了我國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形象。2019年11月月末，生態環境部在國務院新聞辦正式對外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報告指出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相較于2005年已經累計下降45.8%，相當于少排放了52.6億噸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4.3%，基本扭轉了我國碳排放量快速增長的局面。

2019年8月英國《新科學家》雜志報道稱中國有望提前9年實現《巴黎協定》減排承諾。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危機，中國真正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應有的擔當和使命。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上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氣候變暖的消極影響會無差別地影響世界各國，誰也無法獨善其身。

為應對《巴黎協定》的重重困難和挑戰，各締約國需要從人類未來著眼，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局觀出發，切實履行自己的減排目標和任務，為后世子孫的生存與發展盡到自己應有的責任和義務。

初審：武坤   復審：陳明英  終審：鄒悅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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