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我國工業的發展，我國在減排問題上仍處于起步階段，面對這種情況，如何有效且最小代價的實現減排的目的，碳交易制度和碳稅制度，哪一個更有效率，一直是非常有爭議的問題。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和研究，找出其中的理論脈絡，為我國未來的碳減排策略提供參考。

隨著全球變暖，氣候惡化，大氣污染，節能減排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盡管中國的碳歷史排放量相對較低，我國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總排放量的激增引起了各國關注。就我國目前情況來看，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大方向。研究比較這兩種政策方式的成本，效率，效果，再制定最優的鼓勵政策，有利于從制度層面保障低碳生產方式的運行。

（一）相關概念

碳稅是一種對排放的價格干預，由政府確定稅率，用稅收衡量碳排放負外部性的大小。其理論基礎是外部性理論和庇古稅理論。碳交易制度是一種數量干預機制，規定排放配額，由價格來決定二氧化碳排放權在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分配。

碳排放交易指的是碳排放企業之間將碳排放權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由于不同企業有著不同的減排成本和減排總量，那些擁有更多碳排放權或者更低碳減排成本的企業就可以將多余的碳排放權賣給排放權較少或減排成本相對較高的單位，使得雙方收益。

碳交易制度中最重要的兩項是：一是如何通過測算，確定總體的碳排放量；如何觀測已有的碳排放量，如何估計環境可以承載的最大碳排放量，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可承受的減排限度，以及現有節能減排技術下減排能力的測算，確定一個合理的減排總量。二是如何在眾多企業之間分配這些可交易的碳排放權。怎樣才是公平合理且有效的分配。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中，排放權就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如果一個國家或企業被分配了更多排放權，這就意味著企業或者國家，擁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利益。由于這種利益，勢必會導致各種可能的尋租和腐敗行為。有效且公平合理地分配排放權，才能保證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良好運行。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其中制定了三種減排機制：一是排放貿易機制；二是聯合履行機制；三是清潔發展機制。根據這三種機制，碳交易可以分為兩種形態：配額型交易和項目型交易。

（二）文獻綜述

關于碳交易制度，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從理論來說，碳交易市場的理論基礎是“科斯定理”。但是初始分配權應該如何分配是一個大問題?？紤]到市場總是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信息不完全會導致排污許可證可能派發給低效率的市場參與者，導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下降。

對于碳交易價格如何決定和波動如何影響機制的運行，有研究發現經濟增長率、能源價格、氣候、市場不確定性、交易信息、排放權配額分配、市場勢力都對碳排放權價格有影響。

王金南等采用CGE模型的研究指出，低稅率碳稅方案對中國的經濟影響較低，但會明顯減緩CO2排放增長。曹靜對中國碳稅政策的設計展開探討，通過動態CGE得出，在兩種“中性稅收”情景下，碳稅對經濟的影響較小，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收益顯著的結論。這些觀點都是比較支持征收碳稅的，目前國內支持征收碳稅的觀點主要有：可以減緩國內生態環境壓力、在碳減排的國際社會中樹立良好形象、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完善環境稅制。

反對征收碳稅的觀點認為，碳稅在我國實施難度較大，擔憂碳稅的征收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認為征收碳稅將會導致較大的國內生產總值損失，當碳稅水平較高時，減排的效果并不顯著，而GDP損失卻急劇增加。征稅會增加企業經營負擔，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導致相關產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降低，喪失比較優勢，擔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消費者難以承擔碳稅負擔；目前國內已經有不少節能減排、生態環保的政策措施，但效果甚微，碳稅調整能源結構的作用受到質疑。

（一）兩者的成本比較

成本可以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碳稅的直接成本應該被界定為企業為減排而付出的經濟成本。直接成本一般為企業為控制減排所采用的新技術的投資成本，或為繳納稅收和購買排污許可證等產生的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可以包括減排機構和制度的建設及運行成本，監督成本，談判成本，交易成本等。

從直接成本方面，二者比較起來，碳交易制度的企業總減排成本比較低。而碳稅的企業減排成本就是為碳稅而繳納的稅收。不能實現總的企業減排成本最小化。但是從長期來看，碳稅可以形成穩定的能源價格預期。

從間接成本方面，碳交易體系本身的運作成本很高。碳交易體系本身極其復雜，確定初始排放限額，以及如何分配限額，交易機制和機構的建立，相關的監督措施等等。體系本身的完善需要大量投入，特別是初期的啟動成本高。相關的監測、監督評估體制機構的建立和運行，碳排放權分配造成的談判成本等都不可忽視的。從監測來說，監測活動會產生很大成本。從監督來說，必須采取強制措施保證各排放個體的排放量。這就需要有強制力的約束體系，而設立相關監管機構，制定實施懲罰措施等，都會造成巨大的成本。碳交易的完成需要跨越一定時間長度，為保證碳交易順利完成，必須對交易雙方的后續活動進行監督以強制其履行義務，這也造成了監督成本。

碳稅由于可以依托現有稅收體制，方便快捷，實施成本較低。碳稅計量相對簡單，可操作性強。碳化石燃料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煤、石油、天然氣上，開采或進口多集中在少數地域和少數公司，可以直接在開采提煉或進口的環節，對公司征碳稅，十分便捷。同時，碳稅回避了絕大多數的排放分配權上的爭議。

（二）兩者效果的比較

有效減排是判斷一種措施效果的首要標準。碳交易具有更確定的碳減排總量。但是碳交易制度在執行時存在大量的監督約束方面的問題，比如監督約束機制不健全、監督時的評估問題，相關機構腐敗的可能，以及企業通過各種手段回避減排任務的可能。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碳交易的減排效果，而碳稅更容易落實。碳稅中不確定的減排量并非意味著不足的減排量。即使初期的碳稅標準比較低，也可以在后期根據實際情況，逐漸提高稅率，增大碳減排量。

在激勵節能減排新技術上面，碳交易利用市場機制，激勵性強。碳稅的減排激勵性則顯得較弱。碳稅不利于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減排積極性。但是碳稅收益可以由政府完全用于在碳減排的工程項目上。

（三）兩者監管機制的比較

碳交易需要有效的機制來保護碳排放權，使產權明確。特別需要一個針對碳交易有強制約束力的國際法，在排放限額初始分配后，保證各國切實履行減排義務。而由于缺乏相關的國際法，各國都有毀約的可能，各國也可能會有動力去隱瞞或者欺騙，不履行實際減排義務。這樣，碳排放的產權的保護機制出現問題，交易成本巨大。碳排放量的準確監測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此外，數據可靠性也是一個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排放數據難以保證其可靠性。碳排放權交易后續監督與評估機制的不完善會大大降低碳交易的實際減排效果。

而碳稅的實施過程透明度高，便于監管者管理，也便于公眾監督。明確的稅率使得碳稅的成本易于識別和計算，以及簡便的征稅程序使碳稅實施過程易于監測和管理。直接在這些能源被開采提煉環節，對數目有限的公司征碳稅，十分便捷。同時，碳稅回避了絕大多數的排放分配權上的爭議。

總結前文，從成本上來說，碳交易制度的直接成本比較低，而建立維持這一套體系的建設和監督及運行成本，潛在的經濟成本，卻遠高于碳稅。碳稅由于可以依托現有稅收體制，方便快捷，實施成本較低。

在減排效果方面，盡管從理論上分析，碳交易具有更確定的碳減排總量，比碳稅的減排效果應該更好。但是在實際的運行中，碳交易制度在執行時存在大量的監督約束，監督約束機制不健全的問題、評估問題，很難實現既定的減排目標。碳稅比較困難的地方在于，獲得總的減排需求量，再模擬，計算出合適的稅率。這一點，可以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慢慢摸索，從實踐中獲取信息和經驗。

在監管方面，碳交易體系的監督、約束和評估機制目前并不健全。缺乏相關的國際法來保證各國切實履行減排義務。監管是碳交易制度方面的一大難題。

從我國的角度來說，無論是為了我國在國際碳減排合作中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還是從可持續發展，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從長期來看，碳排放相關的政策措施都是不可少的。考慮到我國和國際的現有環境，無論是法律還是體系的建立，碳稅明顯是成本較為低廉，監管相對容易，效果也可以實現的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