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環境質量，是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也是全國人民的普遍訴求。而傳統的方式——控制減排被認為會增加企業成本，阻礙經濟增長。科斯理論及其發展者為運用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撐，排污權交易被認為是未來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遭遇了環境惡化的后果，我國SO2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也是世界三大酸雨區之一。SO2是空氣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是酸雨和霧霾形成的潛在物，SO2排放、酸雨和霧霾是我國目前主要的環境問題。溫室氣體排放引致全球氣候變暖及其他自然災害已成共識，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須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2009年12月18日，中國代表團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承諾：至2020年，我國CO2排放強度要在2005年的基礎之上下降40%—50%。具體到數據上，我國需完成全世界減排總量的25%。這意味著，到2020年，全球需要削減38億噸碳排放，單中國就將削減10億噸，可見我國的減排任務任重而道遠。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不可偏廢，如何在“留得青山在”的前提下，維持經濟持續增長，一直是我國制定環境政策的出發點。

1972年是我國環保事業元年，以我國代表團參加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為起點，標志著新中國政府開始重視環境保護。1982年5月，第5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決定，將國家建委、國家城建總局、建工總局、國家測繪局、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合并，組建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部內設環境保護局。之后，環境保護成為一項基本國策，我國的環境保護事業進入空前高度。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渡時期，命令控制式和市場相結合的環保政策成為特色。進入，人們的環保意識和對環境質量的要求進一步提高，總量控制下的排污權交易機制逐步形成。很多文獻和官方文件中同時提到過排污權交易和排放權交易，關于這兩個提法，本文通過對一些文獻和文件的歸納總結發現，相對規范的表達是在表達具體排放物的時候，稱排放權交易，如CO2或SO2排放權交易，簡稱碳交易或硫交易，而在統稱的情景下，稱排污權交易。環境資源有價理念已成共識，這對促進我國經濟環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02年3月，我國將山東省、山西省、江蘇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作為SO2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放權交易試點區。2011年10月29日，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履行減排承諾，進一步落實“十二五”規劃關于逐步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的要求，推動運用市場機制以較低成本實現2020年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政府發布《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湖北省、廣東省及深圳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2014年，為推進SO2、CO2排放量持續有效減少，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其中提出，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排污權有償使用制度，嚴控總量，合理核定排污權。同時，強調試點區要規范交易行為，加強組織領導，激活交易市場。2017年年底，伴隨著《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的發布，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進入新階段，但碳期貨、碳期權等金融衍生品卻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中受到限制，沒有被推出。

隨著全球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全球性的環境危機引起人們對環境污染的高度重視。環境污染問題最早在西方國家突顯，特別是倫敦煙霧事件和芝加哥污染，更是激起人們對未來生存環境的擔憂。科斯在他有關社會成本的論文中指出，排污權交易是通過市場解決環境資源優化配置、環境污染問題最有效的方式。科斯認為，外部性的存在導致了市場失效，而只有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才能解決外部性問題，不管是否存在交易成本，產權明晰后的市場均衡結果都是有效的。196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在《污染、財富和價格》中首次提出排污權交易的構想，內容是政府通過對排污權進行定價分配，然后賣給排污企業，而排污企業既可以從政府（一級市場）手中購買排污權，也可以從其他排污權擁有者（二級市場）手中購買。

下圖中，曲線MSC代表某種污染物的邊際社會減排成本，污染物的邊際社會成本遞減，曲線向右下方傾斜。曲線MEC表示該污染物的邊際外部成本，污染物的邊際外部成本遞增，曲線向右上方傾斜。兩曲線交點（Q，P）代表社會污染物的最優排放水平和排污權的最優市場價格。政府控制的總量上限，或者說發放的最優排污權配額為Q。

圖為排污權交易的市場均衡

政府確定排污總量時，要以區域環境承載能力和環境容量為依據，才能保證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然而，事實上，受限于技術條件，政府往往是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管理經驗來核定排放總量，這樣很可能偏離最優值。

排污權交易的產生有其必然性。在現實中，由于經濟主體的減排努力、采取減排措施所帶來的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和所需時間、面臨的環境、市場、技術、制度、目標設定等的不確定性，實際排放量與減排措施的效果不能準確估量。因此，各經濟主體的排放配額分配和基本需求之間完全達到對等是不可能的，這樣就在余缺不均間產生了交易需求。本文從供需的角度分析排污權交易的必然性，進一步引出排污權交易如何降低排放強度。

市場中必然存在兩類企業（假定市場中各企業的邊際減排成本遞增），一類是處理污染效率低或者成本高的企業1，邊際減排成本為MC1，一類是處理污染效率高或成本低的企業2，其邊際減排成本為MC2。如果減排額度平均分配給兩個企業，在下圖中，S點表示兩個企業必需的減排量O1S、O2S，此時企業1的邊際減排成本高于企業2，低減排成本企業2因減排技術先進、效率高等優勢可以超額完成減排任務ES，出現剩余排放權，在這個過程中，企業2邊際減排成本增加，要通過出售超額減排量獲得經濟補償，而高減排成本企業1在同樣減排任務的S點，處于較高的邊際減排成本，只有降低自身減排任務才能降低邊際減排成本，當達到M點后，MC1=MC2，市場排污權交易達到均衡。

圖為排污權交易市場機理

假設有甲、乙兩個火力發電公司，他們的邊際減排成本不變，兩個公司每年各排放10萬噸SO2，現在，要求他們在原有基礎之上減排10%，即減少1萬噸SO2排放量。甲公司的減排成本為200元/噸，乙公司的減排成本為600元/噸。在傳統的控制規制下，甲公司的合規成本為1萬噸乘以200元/噸，即200萬元，同理乙公司的合規成本為600萬元，社會經濟總成本為800萬元。以下用一個簡單例子說明上述理論：

實行排污權交易，很明顯，如果兩個公司在200—600元/噸的價格范圍內進行交易，那么兩個公司均受益。例如，兩個公司以400元/噸減排量的價格達成交易，甲公司可能減少2萬噸而不是1萬噸的排放量，其可以將富余的1萬噸減排量賣給乙公司。在不考慮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甲公司在零成本的情況下完成了減排任務，用400萬元花費掙得400萬元的收入。而乙公司以400萬元的成本完成了減排，節省了200萬元的成本。社會總成本也由原來的800萬元變為400萬元，獲得400萬元的額外收益。在公司甲以低成本迅速完成減排目標、公司乙卻要花費數年來改善技術設備的情況下，交易使雙方都從中受益。長期來看，交易雙方都會有動力更新技術設備，以獲取更多減排收益。

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CO2排放量快速增加；200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2018年達到峰值，年排放量為94.3億噸，總量遠高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國，占世界總排放量的28%。截至2018年年底，全世界CO2排放量約為339億噸，其中碳排放大國美國、歐盟、印度、俄羅斯和日本排放量分別為51億、35億、25億、15.5億和11.5億噸，占全世界總排放量的近70%。

圖為主要經濟體CO2排放量占比

我國排污權交易機制的醞釀始于1988年的排污權許可證制度，規定水污染物排放指標可以在排污企業間進行交易，當時僅在北京、上海、徐州等約18個大中城市開展交易試點。1994年起，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到1996年年底，我國地級以上城市全面實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

完全意義上的排污權交易的探索始于1999年。1999年4月，中美雙方簽署“在中國利用市場機制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可行性研究”的合作意向書，開展在中國引入SO2排放權交易的可行性研究，南通、本溪確立為首批試點交易城市。2001年11月，江蘇省南通市成功實現我國首例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南通天生港發電有限公司有償轉讓1800噸SO2排放權給南通一家大型化工企業，此案例是我國首例真正意義上的SO2排放權交易。

總量控制下的SO2排放權交易始于2002年。為進一步擴大SO2排放權交易試點，有關機構將山東省、山西省、江蘇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等四省三市納入交易試點，后因我國電力行業是重點排放單位，為減少電力行業中SO2的排放量，又將華能集團納入試點，形成“4+3+1”的格局。試點區的選取有其典型的代表性，上海市為我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山東省為SO2排放大省，河南省人口最多，山西省是我國煤炭和重工業基地，柳州市酸雨問題突出，華能集團擁有全國10%的發電容量。

2007年11月10日，浙江省嘉興市成立我國第一個排污權交易所，標志著我國排污權交易從場外走進場內，排污權交易走上規范化和制度化道路。2008年，天津排污權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和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相繼成立，將SO2、CO2、化學需氧量COD排放權納入交易范圍。2008年12月23日，第一筆基于互聯網的SO2排放指標電子競價交易在天津排放權交易所順利成交，天津弘鵬有限公司以3100元/噸的價格成功競購。2009年，將浙江省納入試點范圍。在SO2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實施12年后，2014年8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明文規定我國要充分發揮市場在環境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積極探索建立環境成本合理負擔機制和污染減排激勵約束機制，規定到2015年年底前，試點區全面完成現有排污單位排污權核定工作，到2017年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為全面推行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奠定基礎。2017年年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發布，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啟動。

（作者單位：中信建投期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