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12月2日至15日，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在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之外，各國國內的氣候變化公益訴訟也在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貢獻。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完善生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人民法院報將陸續刊登介紹域外相關法律制度的文章，敬請關注。

　　氣候變化公益訴訟的主要類型

　　根據哥倫比亞大學薩賓氣候變化法律中心數據庫統計，截止到2019年12月9日，全球共有1667件與氣候有關的案件，其中發生在美國的1340件，發生在美國之外的327件。在這327件氣候訴訟中，296件被告是政府，31件被告是企業或個人。在296件告政府的氣候訴訟中，149件關于環境評估與許可，94件關于溫室氣體減排與貿易，11件關于信息公開，11件關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保護，26件關于人權，1件關于氣候適應，4件關于公共信托。

　　氣候變化訴訟案件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即以政府或公共機構為被告的行政案件；第二類是氣候變化民事公益訴訟，主要是以企業為被告的氣候變化侵權訴訟。

　　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

　　域外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主要集中在溫室氣體減排上的不作為和適應氣候變化風險上的不作為，比如未能保護受海平面上升影響的沿海城市。域外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最早的案例發生在1986年，包括洛杉磯市和紐約市在內的一批原告對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涉及福特和通用汽車）提起訴訟。該案中，法院認為，原告未能證明全球變暖所造成的損害歸因于政府不考慮環境影響的決定。它是行政不作為與氣候變化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證明的早期例證。此案發生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很少發生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

　　在南方國家，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也在持續發生。比如，在2005年代表當地社區提起的訴訟中，尼日利亞聯邦法院判令殼牌公司和尼日利亞政府停止在尼日爾三角洲燃燒天然氣，理由是燃燒天然氣對居民健康產生了不利影響，并且排放了引起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

　　2015年，巴基斯坦上訴法院在“Leghari訴巴基斯坦共和國”案中認為，巴基斯坦政府未能執行《2012年國家氣候變化政策》和《氣候變化政策實施框架（2014-2030年）》規定，“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氣候變化民事公益訴訟

　　近年來，以企業為被告的氣候變化訴訟越來越多。比如，化石燃料企業被訴產生了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并造成氣候變化。第一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開始于2000年，但大部分都沒有得到法院支持。第二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開始于2015年。新一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國州政府或市政府提起的，羅得島州、舊金山、奧克蘭和紐約總檢察長都曾提出過此類訴訟。

　　氣候變化民事公益訴訟索賠的總額達到數十億美元。要求賠償的款項包括為防止海平面上升而修建防波堤或其他基礎設施的費用，以及適應氣候變化造成的其他物理影響的費用。雖然氣候變化侵權訴訟還沒有勝訴的先例，但原告在積累更多經驗后會調整策略、完善方法，在以后的訴訟中得到法院支持的可能性會更大。

　　第一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大部分是公害訴訟。美國侵權法上的公害訴訟指的是對損害公眾健康、公共財產、公共道德或影響公眾權利的行為提起的訴訟。這些訴訟基本沒有取得成功，程序上的障礙主要是原告的主體資格問題，即原告需要證明其損害可歸因于被告的不當行為。一些法院認為，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害是根本無法解決的。還有一些法院認為氣候變化問題是政治問題，不適合在法院解決。

　　始于2015年的第二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有了新的“科學、話語與憲法背景”。2018年7月，羅得島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對企業提起氣候變化訴訟的州。第二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很多是根據普通法和州成文法提起的，理由包括：公害、私害、產品責任（缺乏警示和設計缺陷）、疏忽、侵害等。這些訴訟的爭議焦點是未來損害與未來費用，而美國侵權責任制度是對已經發生的可計算的損失（而不是未來的損失）設計的，這就是問題所在。在“加州人民訴BP P.L.C.等”案中，Alameda縣高等法院Alsup法官認為，“現在無視我們自己在使用化石燃料方面的責任，而將全球變暖的責任歸咎于那些滿足我們需求的人，是否真的公平？在享受好處的同時說化石燃料的銷售不合理，是否真的公平？”

　　但總的來說，近年來的趨勢是法院傾向于支持氣候變化民事公益訴訟。

　　氣候變化公益訴訟典型案例

　　馬薩諸塞州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案

　　2005年《京都議定書》的生效，使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更加關注，氣候變化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的數量開始增加。2007年4月2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馬薩諸塞州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案（Massachusetts v. EPA) ”是一個里程碑，標志著氣候變化訴訟在美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該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溫室氣體屬于空氣污染物，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拒絕對溫室氣體進行管制，對馬薩諸塞州造成了“實際”和“迫在眉睫”的損害風險，要求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根據《清潔空氣法》履行對溫室氣體進行管制的職責。

　　Juliana訴美國案

　　Juliana訴美國案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案件。2015年，非營利組織“我們的兒童信托基金”代表21名年輕活動家向美國俄勒岡州地方法院起訴，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訴狀稱，政府開展的種種扶持行動引發了氣候變化，侵犯了最年輕一代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等憲法權利，而且沒能保護重要的公共信托資源。

　　該案涉及公共信托原則這一環境法前沿問題，被稱為“大氣信托訴訟”，也被一些媒體稱為“最重要的環境案件”。美國政府一直以各種理由向法院申請撤銷案件。美國政府認為，法院對于該案沒有管轄權，因為該案是在挑戰開發和推廣化石燃料這種體系，而不是具體的政府行為。2019年6月4日，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舉行了關于中間上訴和初上禁令的聽證會。目前該案還在審理過程中。

　　Lliuya訴德國萊茵集團案

　　“Lliuya訴德國萊茵集團”案是第二波氣候變化侵權訴訟中的典型案例。2015年11月，居住在秘魯Huaraz鎮的一位農民Lliuya在德國埃森地方法院起訴德國能源巨頭、歐洲碳排放量最大的企業——德國萊茵集團（RWE）。Lliuya訴稱，RWE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化，應該為Huaraz鎮附近安第斯山脈Palcaraju冰川融化承擔一定的責任。

　　Palcaraju冰川融化導致Huaraz的冰川湖Palcacocha面積大幅增加。鑒于RWE只是造成氣候變化并因此導致湖泊面積增加的排放者之一，Lliuya要求法院判令RWE承擔他和Huaraz當局為建立防洪措施而產生的費用的0.47%，這與Lliuya預估的RWE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年度貢獻相同。2016年12月15日，埃森地方法院駁回了Lliuya的起訴。Lliuya提起上訴。2017年11月30日，德國哈姆地區高等法院裁定本案應該受理。

　　本案目前處于證據審查階段，法院將審查證據以確定Lliuya的住所是否由于附近冰川湖面積增加而遭受洪水或泥石流的威脅，以及RWE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如何造成這種風險的。法院將審查關于以下問題的專家意見：（1）RWE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這些排放對氣候變化的貢獻；（3）對Palcaraju冰川造成的影響；（4）RWE對造成上述影響的責任分擔。盡管此案的事實仍需法院裁判，但法院承認企業有可能對與其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害負責，這標志著氣候變化民事訴訟領域法律的重大發展。

　　Urgenda基金會訴荷蘭王國案

　　2013年11月20日，環保組織Urgenda基金會和886位荷蘭公民一同向荷蘭海牙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荷蘭政府承擔減緩氣候變化不力的法律責任。該案是一起基于民事侵權而提起的氣候變化公益訴訟。2015年6月24日，荷蘭海牙地區法院作出判決，命令荷蘭政府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到2020年應當至少削減1990年水平基準25%的溫室氣體。2018年10月9日，荷蘭海牙上訴法院維持了這個判決。

　　該案是世界上首例由非政府組織以民事公益訴訟方式將政府訴至法院，請求法院責令政府提高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并獲得法院支持的標志性案例。（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廳資助科研項目 [15B143]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