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3日，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2015-2019年全球氣候報告》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氣溫已上升了1.1℃，近五年氣溫較2011-2015年上升了0.2℃。與這一報告同時發布的《溫室氣體公報》顯示，2015-2019年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CO2）水平及其他關鍵溫室氣體含量持續上升至歷史新高，尤其是2015-2019年的碳排放增長率較2011-2015年高出近20%。聯合國氣候峰會科學咨詢組聯合主席、WMO秘書長佩特里·塔拉斯認為，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正在增加而非減緩，人類亟待大幅降低碳排放，尤其是來自于能源生產、工業和運輸等行業的碳排放。雖然世界各國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但現實中各種國際減排協定均未達到預期效果，減排之役仍然停留在各自為戰的狀態。缺乏統一的碳減排規劃可能導致的一個嚴重后果是“碳泄漏”，即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實施更加嚴格的碳規制政策措施后，該國或地區的高能耗和高排放產業會轉移到其他未采取或實施更弱的碳規制政策措施的國家或地區。碳泄漏問題已被視為近些年全球總體碳減排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上述背景下，本期推文基于歐洲制造業部門的數據樣本，采用多種反映碳規制政策的度量指標，專門探討了歐洲最重要的碳規制措施——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建立是否導致歐洲的制造業產生了碳泄漏問題。

由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然而現有的碳減排政策措施大部分是區域性的。就國際碳減排的實踐過程來看，先前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減排協定的實施效果均不夠理想，甚至是無效的。單邊的減排政策增加了相應國家和地區內廠商的生產成本，使之在與缺乏碳規制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廠商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勢下，碳泄漏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政策界均廣泛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無疑，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取決于全球碳排放的總量，而碳泄漏問題的存在可能削弱甚至抵消單邊碳規制政策的實施效果，難以有效降低全球碳排放總量。如此一來，實施碳規制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因減產而造成的就業下降和福利損失也就變得毫無意義。 

產生碳泄漏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兩方面：一是受到減排限制的國家和地區的廠商搬遷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以規避環境政策所增加的生產成本；二是受到減排限制的國家和地區廠商的市場份額會被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廠商部分取代，即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碳密集型產品的消費水平既定的條件下，碳泄漏會導致實施減排政策的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及出口減少。然而，歐洲碳規制政策的實施是否會通過以上機制產生碳泄漏問題尚不明確，其原因有如下四點：首先，歐洲和其他未實施碳規制或實施低強度碳規制政策的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最大差異在于勞動力成本，而排放成本的差異并不大；其次，廠商必須承擔一定的轉移成本，包括放棄國內市場的機會成本和在其他地區相對較弱的議價能力；再次，碳規制政策通常會包含一部分“補貼”措施，即給廠商分配一定的免費排放指標；最后，“波特假說”認為適度的環境規制會刺激廠商進行生產技術革新，因此單邊碳規制政策實施對廠商所產生的不利影響可能會被綠色創新帶來的收益所抵消。鑒于上述不確定性，該文通過考察碳規制政策實施前后歐盟貿易量的變化，對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單邊碳規制政策——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EU ETS）的實施是否造成歐洲制造業碳泄漏問題進行了檢驗。作者分別在（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框架下闡釋了碳泄漏的發生機制，進而構建計量模型對碳泄漏的存在性及其部門異質性進行了實證檢驗。

（一）理論分析與實證策略

      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各國會使用相對豐裕的生產要素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各國之間通過貿易實現要素價格均等化。在實施碳價格政策的條件下，碳排放也可以被視為一種生產要素，未實施碳規制或實施低強度碳規制政策的國家具有更加豐裕的碳排放要素，因而可能生產更多的碳密集型產品，并通過國際貿易在各國間實現碳排放成本均等。作者通過下圖在（新）古典貿易理論框架下討論了上述過程。當某國征收碳稅t后，相關產品的供給曲線會上移Δt，而其新的產量變為Y′，而這種產品產量減少的部分會被進口商品的增加所替代，導致全球碳減排的總效果為零，即碳泄漏率為100%。

圖1  污染避難所假說的典型發生機制由以上分析可知，單邊的碳規制政策會減少國內相關產品的產量，但其對國內貿易收入（產量×價格）的邊際影響是不確定的。這是因為如果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那么碳規制僅僅只能改變相關產品的價格。為排除這種影響，作者采用以隱含碳度量的貿易流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并將現有文獻中普遍采用的以貨幣價值度量的貿易流量作為穩健性檢驗的被解釋變量。該文構建的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Yxst 是以隱含碳和貨幣量度量的T 年X 國的S 部門的凈進口產品；θst 為部門貿易行為是否發生在碳市場建立之后的虛擬變量或碳市場所帶來的排放成本；τst 為歐盟對S 部門實施的平均關稅率；Vt 為年份固定效應；Vxs 為進口國固定效應；Fst 包括S 部門的熟練工人、非熟練工人和資本的邊際報酬；εxst 為隨機誤差項。

其中，Yxmst 為X 國和M 國T 年在S 部門的貿易量；θmst 和θxst 分別是進口國M 和出口國X 的相關部門的貿易行為是否發生在碳市場建立之后的虛擬變量或碳交易市場所帶來的排放成本；其他變量含義同前文。作者指出，如果碳交易市場的運行產生了歐洲制造業的碳泄漏，則θmst 的系數應為正，θxst 的系數應為負。

（二）核心變量與數據來源 該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全球貿易分析項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9.2版和歐盟交易日志（EU Transaction Log，EUTL）。作者從GTAP數據庫中提取了2004年、2007年和2011年的貿易流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要素支付、運輸成本、產出和材料成本數據。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在2005年初開始運行，因此在該文的數據樣本中在該政策出臺前有一期數據，在該政策實施后有兩期數據。9.2版GTAP數據包含57個部門和140個國家，作者將較小的經濟體匯總到不同的地區，得到了66個地區的制造業部門數據集。歐盟國家的部門碳排放、交易價格、免費排放額度等碳排放交易數據來源于EUTL。相比既有文獻在企業層面單一探討環境規制是否導致廠商遷移的做法，該文建立了涵蓋范圍更廣的數據集，并基于對全球部門層面的貿易流量的測算，探究了廠商地址遷移和市場份額轉移這兩種因素是否會引致碳泄漏。 該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碳規制政策，作者使用了相關部門的貿易行為是否發生在歐盟碳市場建立后的虛擬變量及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給廠商帶來的額外成本對其進行度量。具體而言，該文選用以下五種方法對其進行了度量：第一，部門碳排放是否受到了該交易體系的影響的虛擬變量，賦值方式為2005年之前取0，之后取1；第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中的碳價格（簡稱碳交易價格）乘以部門的碳排放量，用以表征相應部門受碳排放交易體系的直接影響程度（直接成本）；第三，碳交易價格與相應部門消耗電力的乘積，用以表征碳排放交易體系通過提升電價而帶來的間接成本；第四，碳交易價格乘以相應部門的免費碳排放額度，用以度量碳排放交易體系給部門所帶來的“補貼”；第五，上述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之和減去“補貼”，用以表征各部門因碳排放交易體系實施而增加的凈成本。

（1）與已有文獻使用CGE模型模擬測算得到的結果相反，該文并未發現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構建導致了歐洲制造業部門碳泄漏的證據。凈進口計量模型的回歸結果表明，無論以碳含量還是貨幣量度量的進口量均未受到碳排放交易體系建立的影響。

（2）作者考慮了不同制造業部門在運輸成本方面的異質性后發現，運輸成本并非是碳泄漏減少的原因。

（3）雙邊貿易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相應的解釋變量系數與預期發生碳泄漏的情形不符。作者發現，表明先前文獻中發現的碳泄漏情形在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建立之前就已經發生。 綜上，作者認為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是一個效果較為理想的碳規制措施。

該文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該文在綜合（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對碳泄漏的發生機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討論，進而基于行業層面數據實證考察了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的構建是否會導致制造業發生碳泄漏。其二，在核心變量的度量指標構建方面，作者不但考慮了制造業因碳規制政策而直接增加的生產成本，還考慮了上游電力部門通過提升電價而轉移到制造業部門的間接成本，后者在以往研究中被普遍忽視。但略有不足的是，該文雖然給出了四種可能抵消碳泄漏的因素，但未對這些抵消因素的實際作用提供相應的經驗證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該文的政策參考價值。另外，該文選取了部門層面的數據開展研究，因而無法在微觀層面考察碳規制政策實施條件下的企業決策行為。因此，在新新貿易理論框架下，從企業異質性的視角對該問題開展更加細致的分析可以成為有待拓展的后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