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失靈不僅僅是因為過度發放的免費配額。

朱俊明分析，價格信號在中國碳市場的失靈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企業對碳市場流動性的擔心，二是一直沒有走高的低碳價。

市場流動性集中體現在市場成交量上。在2013年到2014年7月之間的首輪履約期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在臨近履約結束的時候，成交量、成交金額猛增，而在履約期結束后和臨近履約期結束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成交量異常低迷。

上海市甚至出現了在6月30日履約期結束以后的兩個月時間內成交量為零的情況。重慶在2014年6月19日開市當天，象征性地成交1筆之后，截至8月再無交易出現。

從配額成交量占配額總量的比例來看，深圳碳市場累計配額成交量占2013年度配額總量的比例為5％左右，在7個試點市場中最高。其余6個試點中，北京約為3％，湖北、重慶和上海各占1％，廣東、天津低于1％。也就是說，超過九成的配額都沒有參與交易。企業缺乏交易意愿，只是在完成履約任務。

國際排放貿易協會駐北京獨立咨詢顧問黃杰夫認為，在中國現有的7個交易平臺中，沒有一個擁有民企或私人投資者的股權，而配額僅由各行政區自行分配，在每個指定的交易平臺內交易，沒有跨交易所的競爭。這是7個碳交易所流動性不佳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國碳交易試點的市場碳價雖有波動，但一直處于低位，基本維持在每噸60元人民幣以下，平均價格約為每噸30元人民幣。

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蔣兆理指出，碳價要到2020年以后才會達到每噸200元~300元人民幣，在此之前，企業無法感到真正壓力。2018年，中國碳市場試點區域交易均價最高的是北京，碳價約為58元/噸，而重慶僅為4.36元/噸。

據美國環境保護署估算，碳排放的社會成本為每噸41美元，即272元人民幣，目前全球幾乎所有碳排放交易系統的碳價都低于這一價格。碳價過低的主要原因是配額的過剩分配。

以歐盟為例，各成員國為了給本國企業提供更寬松的環境，在申報碳減排量時往往有所夸大，造成配額總量上限過高。測算發現，2005年各國核實的排放總量是2億噸，比分配給各國總排放上限低3％還多，也因此使2007年歐盟的碳價一度下降到0。

因此，從2008年起，歐盟的改革路徑一直沿著縮減配額的方向進行。一方面是縮減排放配額總量和免費配額的數量，另一方面，推動碳排放市場建設，加大配額拍賣比重。

在歐盟碳市場改革的第二階段（2008年至2012年），歐盟委員會將各成員國上報的排放總量上限下調了10.4％。在第三階段（2013年至2020年）開始收權，不允許各成員國自定配額，對配額進行“自上而下”的統一分配。同時，用于拍賣的碳排放權份額，也從第一、二階段的最多10％，提升到最少30％，計劃2020年達到70％。

2018年，歐盟正式通過了第四階段（2021年至2030年）的改革方案，將配額總量削減比例從1.74％進一步增至2.20％。

中國雖然吸取了歐盟的教訓，通過政府出售、回購配額等手段對碳價進行平抑和保護，但總體而言，試點地區仍以免費配額為主，碳交易的非市場化問題嚴重。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表示，只有把碳減排的價格傳遞到消費者終端，不同碳排放產品市場銷售差價大，才能形成比較好的激勵機制。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碳市場管理部主任張昕表示，目前中國還沒有形成特別成熟的市場，需要從制度設計上豐富交易主體，讓更多行業、企業來參與。

能否在這個過程中把握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其考驗執政者的智慧。

張昕認為，按照目前中國全國碳市場的“三步走”戰略，從準備期進入第二階段后，政府要作為市場的監督者和指導者，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企業也要把碳排放權作為資產來管理，運用市場化手段建立企業碳資產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