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氣候問題正在全球范圍內引發更大關注。各國央行以及大型投行紛紛對氣候變化發表看法和警示。美聯儲官員上周就表示，未來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將考慮氣候變化。

摩根士丹利股票策略師Jessica Alsford在其撰寫的Sunday Start中指出，未來數月甚至數年，氣候將成為資產價格的主要驅動力。

大摩表示，我們正在向低碳經濟過渡，盡管步伐慢于保持2°C的氣候情景（將變暖控制在2°C內）。對于能夠建造海上風能設備、開發電動汽車和制造可再生柴油的公司來說，我們認為其潛在的收益有望迎來實質性的增長。在《脫碳：零排放競賽》（Decarbonisation: The Race to Net Zero）中，我們預計未來30年，超50萬億美元的資金將被用于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氫能、生物燃料以及CCS（碳捕獲與封存），從而產生3-10萬億美元的息稅前利潤。

電力脫碳是減少碳排放的最大機會，因電力部門占全球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鑒于我們在太陽能(3.390, -0.02, -0.59%)和風能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可再生能源的強勁增長應該是可以實現的。但成本繼續限制著許多其它清潔技術的發展，包括電池存儲、綠色氫氣、CCS和生物燃料。

若各國政府認真考慮遏制氣候變化，則將需要某種形式的刺激措施。

在可再生能源等行業，補貼已成為關鍵。在美國，聯邦補貼有助于推動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可再生能源從2000年占總發電量的14%上升到2018年的24%。

另一種選擇是使高碳企業成本過分高昂。歐洲對二氧化碳排放的管制以及城市對柴油的禁令，已促使全球原始設備制造商對電動汽車進行投資。雖然這種轉變對汽車行業來說代價很大，但不失為達成目的的一條好的路徑。

稅收也是激勵對低碳技術投資的一種手段，但效力有限。 即使在歐洲，自2017年底以來碳排放價格已經上漲三倍，但仍遠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的在2030年為實現2DS所需的每噸75美元的碳排放價格。

即使碳排放價格升至該水平，也需要通過多邊協議或碳邊境調整來征收全球稅。 在一個許多行業可以轉移到懲罰性較輕（對碳排放）的地區的世界中，國內征收碳稅的舉措不太可能成功。

到目前為止，考慮到通貨膨脹、政府債務和就業的潛在影響，政府采取措施遏制氣候變化的意愿一直是個問題。但我們看到了未來12個月內情況或發生變化的幾個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極端天氣的頻繁發生、媒體報道以及抗議團體的行動，普通民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和關注度正在加深。

關于變革的政治意愿，我們看到全世界的立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歐盟委員會即將上任的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已經表明了制定氣候計劃的意圖。這包括在2050年前實現碳平衡的立法、開征綠色邊界稅和設立基金以推進“合乎公義的過度”。 在美國，本屆政府已正式通知聯合國，打算在2020年總統大選后的第二天退出《巴黎協定》。 但是，大多數民主黨候選人已將氣候變化作為其政策議程中的一個關鍵項目。

氣候和碳也可能成為量化寬松的驅動力。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明確表示，在她擔任歐洲央行行長期間，氣候變化將是一個優先事項，這表明歐洲央行可能會利用貨幣政策來支持氣候友好型立場。

與許多市場驅動因素一樣，很難確定風險何時將變為現實。但對我們來說，碳價的前進方向很明確。挑戰仍然擺在面前，但是如果未來12個月內全球領導人沒有做出實質性回應，我們將看到碳通過其它渠道影響資產價格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在2016-18年期間，與氣候有關的災難，例如野火和颶風，在全球范圍內造成超6,5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占全球GDP的0.28%）。

三周之后，世界各國領導人將聚集馬德里，參加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今年全球氣候變化的劇烈程度表明，其進程（氣候變化）將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審查。無論何種決定都將對全球市場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