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推動“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的發展，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環境協調和經濟發展，乃至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帶來挑戰均是意義重大。雖然近年來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的發展取得不少成效，在推進過程中也發現了諸多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理順綠色產業和綠色金融發展的邏輯和動力，將很難推動綠色金融以及綠色產業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的基石。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推動“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的發展，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環境協調和經濟發展，乃至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帶來挑戰均是意義重大。

雖然近年來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的發展取得不少成效，在推進過程中也發現了“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有諸如環境數據不完美、金融法律法規不健全、制度設計欠缺、戰略與頂層設計不完善、金融產品創新動力不足、風險管控能力不足等的問題，拖緩了“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的發展進程。

隨著上述各類產業及制度上的問題被陸續發現，各界可以想方設法尋找解決的方案。但對推動“一帶一路”綠色金融發展最危險的，卻是被忽略或輕視的一些真實存在，且對民生影響深遠的“接地氣”問題。

近期我在對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緬甸、印尼、越南、埃及、肯尼亞、南非、埃塞俄比亞、吉布提、津巴布韋、阿聯酋、沙特阿拉伯、伊朗等14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研究發現，上述國家在發展綠色金融進程中，忽略了以下幾個嚴重的問題。

其一，沒有考慮有心朝“綠化”(Go Green)發展的企業需求。我在研究中發現，不少亞洲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等國近年來陸續發行綠色債券，例如印尼在2018年2月發行12.5億美元五年期的綠色債券，成為第一個在國際市場發現綠色債券的亞洲國家。除了政府發行綠色債券之外，企業也發行綠色債券。但這些發行的綠色債券，主要的適用對象，在于已經足夠“綠化”的企業，對于那些并沒有足夠“綠化”的企業，要么由于不符合發行綠色債券的條件，望“綠”興嘆，不得不止步。要么不惜采用“飄綠”、“染綠”的弄虛作假行為，發行綠色債券，以獲得較低的融資成本。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金融投資的急功近利，投資者更喜歡一步到位，并沒有考慮那些尚不符合發行綠色債券條件，但卻有意朝綠化發展的企業。很多亞洲國家的企業，都希望朝加速綠化的方向發展,但從非綠色轉向綠色需要過程和時間。在這期間，如果可以開發出較具彈性的“過渡性”綠色債券、“淺綠”債券等的綠色金融產品，允許發行企業將這些發債收入，較為彈性地投入到與氣候變化相關投資項目中，一方面可以減少企業的“飄綠”、“染綠”等弄虛作假行為出現，令行業更加規范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鼓勵更多的傳統企業往綠色企業發展。

其二，發展綠色金融未有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我在對一些非洲國家的研究當中，發現雖然非洲國家一些企業通過發行綠色債券，獲得了投資太陽能發電廠、風力發電廠等清潔能源的資金，這些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廠的建設，也獲得了亟需增加電力以發展經濟的當地政府支持。然而，這些項目建設過程并不象想象中那么友好，為了獲得日照、風力上的優勢地區，往往占據、阻斷了當地人賴以生存的農田和河流水源，甚至破壞了原始生態環境，以及導致當地貧困民眾被迫搬遷，進一步影響民生。這種帶來了很多對環境和社會有害的“清潔能源”的項目，無疑是以環保的名義，破壞了環保，并不符合綠色金融設立的原意。

由此可看出，單純進行清潔能源投資或發展綠色金融，不但不足以解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經濟、民生問題，也并不足以解決環境協調和全球氣候變化。未來要繼續發展清潔能源，如何能通過發展清潔能源的同時帶動其它行業發展，更值得深入研究。例如，在我研究的國家當中，有嘗試“太陽能發電+”的新型經濟產業方式，通過“太陽能發電+土豆、木耳養殖”的方式，上面的太陽能板用于發電，太陽能板下面則用于種植，土豆、木耳適合光照少的生長環境，因此置于太陽能發電板下種植。不僅如此，還可以在太陽能板下面的草地上進行放牧，牛、羊不但可以起到割草機的作用，草地也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以減少碳排放。

這種一地多用的“太陽能發電+”模式，不僅沒有占用農田，避免他們因農田、草地受毀而流離失所，反而可以令周邊的農田產能提升，促進農業發展，為當地的民眾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其三，過于發展綠色金融的“投資”而忽視“撤資”。在我研究的14個國家當中，多數政府和投資方只關注于投資綠色產業項目，忽略了國際市場在談及綠色金融時必然涉及的“撤資“行為。

以筆者研究的幾個中東國家為例，部分國家對發展綠色金融的態度比較積極，表示希望發展綠色產業，通過清潔能源發電。然而究其原因，他們不希望將石油用于國內電力供應，原本是為了保存石油用于利潤更高的出口，但是這兩三年以來，由于石油價格下跌，成本變低，他們又開始投資傳統發電廠，通過石油、天然氣發電。結果真正將綠色產業落實行動的很少，更別提通過綠色金融帶動綠色產業、清潔能源的發展了。個別國家甚至至今還沒有一間風力或者太陽能電廠發電。

上述這種情況，以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最明顯。例如，阿聯酋近97%的電力生產以天然氣為燃料，剩余的3%則使用石油、煤炭以及可再生能源。化工燃料產業與清潔能源產業存在根本上的沖突，如果一方面不從傳統能源行業撤資，甚至繼續加大對化石燃料產業的投資，另一方面又表示希望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推動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此，有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機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投資銀行、挪威主權基金、愛爾蘭主權基金以及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發出了各類的撤資聲明，自2013年以來，已經有9.38萬億美元的資金從各類化石燃料產業撤資。

我相信，這類忽視有意朝綠化發展的企業需求、忽視弱勢群體利益、加大投資化工燃料產業的同時又宣稱要發展綠色金融等情況，并不僅僅在筆者所研究的14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出現，很有可能是大多數正在發展或希望發展綠色金融的”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所要面對的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理順綠色產業和綠色金融發展的邏輯和動力，將很難推動綠色金融以及綠色產業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