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氣象組織發表聲明稱，2019年7月或將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熱的一個月。歐洲各國有關推動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此，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執行主任曼斯·尼爾森發表了看法。

　　歐盟溫室氣體零排放任重道遠

　　尼爾森表示，歐盟內部關于氣候政策的辯論大多圍繞個人行為和道德展開，這是行不通的。相反，歐盟需要采取大膽的政策、大規模動員和大手筆解決方案，迅速實現經濟領域的脫碳。歐盟的戰略議程必須使成員國能夠將政策指針轉向真正的零排放。

　　最近，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下的碳排放價格從每噸4—5歐元的慘淡水平攀升至更為合理的25—30歐元。在尼爾森看來，即便以這個速度，歐盟仍無法推動實現零排放所必須的大規模改革。2017年至2018年間，歐洲燃煤發電的碳排放量下降了9%，這幾乎代表了迄今為止歐洲已實現的全部溫室氣體減排。相比之下，工業領域的碳排放量自2012年以來一直持平。對于這個現象，尼爾森認為不足為奇，因為歐盟大約90%的工業碳排放都是免費的。即使在修訂后的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中，市場方面的動力也不足以促使這個現象得到改觀。

　　為了實現零排放，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瑞典和拉脫維亞在內的歐盟成員國組成了一個“碳中立聯盟”。該聯盟旨在推動在歐盟層面建立一個溫室氣體零排放的法律框架，但它們尚未說服歐盟最大的經濟體——德國，更談不上說服中歐和東歐大量使用燃煤的一些國家了。尼爾森認為，德國正在國家政策層面大力鞏固其在歐盟太陽能發電領域的領軍地位，但是德國的零排放目標目前正受到煤炭發電和傳統燃油汽車產業的影響。沒有德國的配合，歐盟的零排放目標不會有重大進展。

　　扭轉歐盟氣候政策

　　通過為工業部門提供新的技術解決方案，工業脫碳已被證明是可能的。例如，材料經濟學領域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到2050年，在消費者成本增加不到1%的情況下，將工業排放減少到凈零排放是可能的。

　　但是，工業脫碳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這給作為個體的企業帶來了新的成本和風險。對許多企業而言，這些投資實際上相當于“將整個公司押注”。這意味著，除了每噸30歐元的碳排放價格外，還需要進行政策干預。為了實現零排放，歐盟未來的氣候政策行動將需要集中在國家層面。

　　尼爾森建議，歐盟各國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業政策框架，各國應當認識到跨部門系統解決方案的重要性，并利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聯系解決問題。例如，在鋼鐵生產領域，用價格低廉、能量充足且可再生的電力系統替代化石燃料。此外，其他部門對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比如汽車燃料電池，也可在實現零排放的過程中發揮作用。這種轉變不能僅靠鋼鐵工業或私營企業來實現。

　　在這一新的產業政策中，國家應成為創新體系的積極角色，勇于探索和承擔風險，而不僅僅是修復失靈的市場。正如一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政府可以成為創新體系中的關鍵參與者。實際上在過去幾十年里，歐盟各國政府也一直如此。

　　尼爾森認為，上述措施代表了發展范式的轉變。在過去30年的市場范式中，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即擔心政府效率低下以及市場受政治利益左右。在主流經濟學理論中，政府提供的價值主要是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和提供基礎設施及安全保障，而由政府來干預或創建新市場是低效的。這種理念對于實現零排放來說是一種障礙，政府等公共部門采取行動的嘗試往往因為與歐盟內部市場規則相沖突而被叫停。但氣候挑戰要求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共同推動創新。

　　推動低碳經濟的四個政策領域

　　尼爾森提出，為推動低碳經濟的創新和解決方案的形成，未來幾年有四個政策領域值得關注。

　　第一，簡化審批。歐盟各國需要建立許可證和執照相關制度框架，以確保在工業設施、商業建筑、住房和交通基礎設施等方面所有新的重大投資都符合履行《巴黎協定》的要求。需要簡化氣候智能型投資的審批程序，以免延誤投資項目的實施。

　　第二，便利融資。通過承擔企業在低碳投資中面臨的部分金融風險，國家可以在零排放轉型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貸款和股權的形式提供大量公共資金。政府與私人投資者簽訂長期合同、政府在公私合作中為私營部門提供便利等措施，也能有效減輕私人投資者面臨的市場和政策風險。

　　第三，市場創新。各國需要為零排放解決方案進行市場創新，特別是通過公共采購手段。這既為開發新的解決方案提供了保護空間，也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脫碳產品和服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四，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各國需要加大對實現零排放所需的關鍵低碳基礎設施的投資，并在必要時為此貸款。例如，為電網建設、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和儲存、氫供應鏈建設、公路和鐵路電氣化等項目提供更新穎的解決方案。

　　總之，尼爾森表示，只有雄心勃勃的公共政策和在政府引領下大刀闊斧的行動才能使歐盟走上低碳經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