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時期所采取的
政策措施力度，僅能保障實現到2030年單位GDP
碳排放相比于2005年下降60%~65%左右的目標，能否實現峰值目標仍存在不確定性。”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的多位專家說。
專家們建議，“十四五”時期，我國應從當前“強度主導型”的政策體系過渡到“峰值引領型”的碳排放總量管理制度體系。
同時，現有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手段，如淘汰落后產能、新增固定資產準入、
節能標識和補貼、新增投資節能評估、可再生能源補貼、新能源汽車補貼等政策應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繼續延續或進行有效改革。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柴麒敏、傅莎、溫新元日前在《環境經濟研究》上撰文表示，作為《巴黎協定》的核心機制，中國能否更好實施國家自主貢獻受到國際社會和國內利益相關者的廣泛關注。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以下簡稱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是直屬于生態環境部的正司級事業單位，也是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級戰略研究機構和國際合作交流窗口。
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在“十三五”時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力度，僅能保障實現到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相比于2005年下降60%~65%左右的目標，但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仍將保持緩速上升，能否實現峰值目標仍存在不確定性，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僅能達到18%左右，并不足以完全支撐自主貢獻目標的實現。
“國家自主貢獻”是指各方根據自身情況確定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
上述三位專家表示，現有中國國家自主貢獻的研究主要將視角落在
減排力度的評估，特別是大國間目標的比較、對《巴黎協定》長期目標的貢獻以及責任分擔的公平性等
問題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排放空間分配思路。有的研究則關注中國國家自主貢獻實施中的具體問題，比如與其他能源或環境政策協同的研究、資金需求和成本效益的研究、部門和行業政策的研究以及地方目標分解或區域合作等，但對于中國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的總體進展和差距缺少全局性的評估。
研究發現，在既有政策情景下，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將持續快速增長，到2020年預計將達到約110億噸，2025年和2030年分別約為127億噸、143億噸。
在國家適當減緩行動情景下，通過實施“十三五”行業規劃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中針對2020年的各項政策措施，中國有望實現進一步減排，與未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相比，既有政策情景將大幅降低，2020年、2025年和2030年分別將在既有政策情景的基礎上下降約7.9億噸、14.4億噸和20.8億噸。
但即便如此，基于既有和計劃中的針對2020年的政策，中國仍無法實現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在國家適當減緩行動情景下，2030年的單位GDP
碳強度將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64%左右，可基本實現60%~65%的強度目標。但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仍保持持續上升，未能實現達峰目標，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也僅達到17.6%左右，距離20%的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標仍有差距。
三位專家介紹，比較不同政策的減緩效果可以發現，“十三五”的政策大部分是“十二五”的延續，減排績效大幅依賴于節能。結構調整類政策的減排貢獻為17.2%，而節能類政策的貢獻為48.1%。而隨著低成本節能潛力的耗盡，實現節能目標的難度將越來越大，潛力將越來越有限。
研究發現，從政策類型看，現有政策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政策為主，例如萬家企業節能計劃、十大節能工程、省級溫室氣體強度目標和能源強度目標分配和考核、淘汰落后產能等，雖然有助于確保政策效果，也充分利用了我國政策行政控制力較強的優勢，但不利于
市場靈活調節和成本優化，容易造成市場扭曲和失靈，出現諸如“拉閘限電”等怪現象。相比而言，通過市場經濟類手段減少碳排放有利于降低減排成本，利于價格信號讓市場主體做出優化的選擇，促進低碳領域的有效投資和產業布局。
研究還發現，現有十五類政策“政出多門”，碳排放總量和強度、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在政策上存在一定的重疊性，政策形式上“過剩”但力度上不足的問題較為顯著。
上述專家建議，“十四五”時期，對于目前廣泛實施的重點工業產品能耗限額標準，如常規燃煤發電機組單位產品能源消耗限額、機動車燃油經濟性標準、強制性建筑節能標準等，應及時根據技術進步的情況和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的需求予以更新，制定更為嚴格的限額標準，從而提高政策力度。
此外，還應研究實行以低能源強度、低排放強度、高質量發展指標為核心的產業準入政策，逐步建立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嚴格控制低效率、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發展。
在政策創新方面，專家們建議逐步建立完善強制性政府綠色采購政策，有效增加低碳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需求。增加公共資金投入，探索運用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多種手段，引導和撬動社會資本廣泛投入低碳發展領域，鼓勵擁有先進低碳技術的企業進入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