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一直是綠色發展的推動者、踐行者。特別是自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戰略布局以來，綠色金融逐步成為國家頂層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十三五”規劃綱要以及黨的十九大報告，均提出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要求。

　　作為推動綠色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金融將創新制度安排，引導和激勵更多社會資金投資環保、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等綠色產業，推動綠色發展，著力改善生態環境。那么，究竟如何用綠色“指導”金融？當前發展綠色金融的“外部性”困境又應如何突破？對此，《金融時報》記者專訪了本報專家委員會成員、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

《金融時報》記者：興業銀行是中國首家赤道銀行。您如何評價赤道原則對推動綠色發展的作用？在實踐中，金融機構應當如何加強對環境和社會相關風險的積極主動管理？

　　

魯政委：在赤道原則推出之前，西方國家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關注到了環境責任。一個例子是，1986年美國馬里蘭的一家銀行被訴。這家銀行曾貸款給一家廢物處理公司，而該廢物處理公司對土地的污染負有清理責任。但在銀行被訴之時，這家廢物處理公司在銀行的貸款已經違約了，銀行認為其與客戶的契約關系已經解除了。但最終，這家銀行仍被判負有清理受污染土地的連帶責任。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可能因為未能注意到客戶的環境污染行為而不得不負連帶責任。而在其他一些判例中，即便簽訂了免責條款，或者契約關系終止，這種責任也有“可追溯性”。

　　而隨著關注環境、社會風險成為金融機構的共識，金融機構也自發確立了一套自愿性金融行業準則，即赤道原則。這是一套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風險管理工具，是國際金融業可持續發展所采納的標準之一。赤道原則強調了金融機構對環境和社會相關風險的積極主動管理，如要求對項目開展環境和社會風險盡職調查和評估，對于項目中可能存在的各類環境和社會影響，予以減輕、降低或進行恰當的補償，并要求客戶建立環境和社會管理體系、環境和社會管理計劃以及赤道原則行動計劃等，這些都是通過金融的手段督促企業綠色規范發展，從而促進可持續發展。正在修訂的赤道原則第四版草稿強調，赤道原則下的金融機構在加強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方面也應負有更廣泛的責任。

　　作為綠色金融領域的一項黃金標準，赤道原則有力地推動了可持續發展，是國際金融業可持續發展所采納的標準之一。截至2018年12月份，遍布全球37個國家的94家金融機構采納了赤道原則，這些金融機構大概占據了新興市場70%以上的項目融資份額，同時，這些采納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覆蓋了商業銀行、金融集團、出口信貸機構、開發性金融機構等多種金融機構組織。目前，赤道原則協會正在針對赤道原則進行第四版（EP4）草稿第二輪的公眾和利益相關方磋商。

《金融時報》記者：您認為鼓勵綠色產業發展的合理激勵方式有哪些？

　　

魯政委：對于綠色產業的補貼資金，國家根據具體產業和具體產品采用不同的補貼方式。財政部2015年發布《節能減排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明確對節能技術改造和節能產品的推廣采用以獎代補、貼息和據實結算等新的補貼方式。對于補貼前端生產方或是后端消費方，會因具體的產業而異。比如，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對汽車廠商和汽車購買者都會給予適當補助。對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我國采用可再生能源標桿上網電價政策（FIT）為可再生投資提供電價補貼，推動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設投資。再如，針對生產高效節能家電的產業，國家面向居民出臺了節能家電補貼政策。

　　不過，盡管對部分綠色產業進行補貼是推進綠色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一定時期內能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但要保證其長期可持續發展，還應鼓勵企業依靠自主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成本降低，以及通過監管創新實現綠色金融對綠色產業的支持。

《金融時報》記者：綠色發展一直面臨著“公地效應”的困境。綠色金融是否也有相似的問題？如何激勵金融機構發展綠色金融？

　　

魯政委：綠色金融之所以與別的項目不同，就是因為這類項目有“外部性”：或是它給別人帶來了好處卻收不到錢，抑或損害了別人的利益，別人卻沒辦法找他收錢。而與一般“外部性”難題不同的是，界定產權不足以解決問題。“科斯定理”隱含假定交易雙方都是在現場的，可在綠色領域，我們恰恰發現，在很多情況下交易的另外一方是不在現場的。典型的例子即“未來”在當下是缺位的，由此就使得“現在”沒辦法與“未來”談判。眾所周知，任何環境污染都不會僅用一天時間就導致嚴重后果，甚至當下很可能沒有意識到這會是一種所謂的污染。同樣，環境治理的效果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

　　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我們一直呼吁通過降低綠色融資的風險權重以及對綠色債權進行優先受償，市場化降低綠色融資成本，提升金融機構發展綠色金融的積極性。

　　首先，通過降低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能夠有效激勵銀行將信貸和資本重新分配給經濟可持續部門，如房地產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就設立得比一般貸款低，只有50%，后來的經驗研究者幾乎都承認，這一規定使得房地產抵押融資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迅速大幅提升。如果能為綠色融資設定更低的風險權重，比如設定為50%的風險權重，便可以極大地拓寬綠色金融業務空間，降低綠色融資成本，鼓勵更多機構參與綠色金融市場。

　　其次，從合理性的角度看，風險權重與風險本身緊密相連，綠色項目是否真的具有更低的風險？根據我國市場實踐，截至2017年6月綠色信貸不良率為0.37%，遠低于同期貸款1.69%的總體不良率水平。從這個角度看，銀行給綠色項目提供的信貸融資實際上具有較低的信用風險，對其設定更低的風險權重符合風險資本管理的內在要求。

　　最后，在《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中已經明確對符合規定的涉農貸款和小微企業貸款使用75%的風險權重，綠色金融同樣符合宏觀調控的戰略導向，并且具有更高的資產質量，完全有理由降低其風險權重。

　　此外，讓綠色債權能夠享受優先受償也是對降低風險權重的一種呼應，如果規定了綠色債權能優先受償，就相當于資產證券化（ABS）的優先級，的確使得綠色資產成為更加安全的資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讓綠色債權優先受償，是任何一個獨立司法區都可以在《破產法》方面作出的修法安排；而降低綠色債權的風險權重，則需要巴塞爾委員會的批準，巴塞爾委員會對風險權重的認定，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某個獨立司法區《破產法》的規定以及具體風險大小有關。而根據目前巴塞爾協議的規定，評級在AA-以上的ABS，風險權重為20%。因此，一旦明確綠色債權可以優先受償，就可以讓巴塞爾委員會更加容易接受風險權重的降低安排。

　　至于綠色債權優先受償是否合理，我認為，綠色發展、環境改善所帶來的好處是整個社會都能獲得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為此付出，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綠色項目的外部性。既然如此，我們讓那些非綠色的融資為這些綠色的融資承擔一定的或有風險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