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稅與碳交易體系的另一種互補形式，是體現在其價格機制上。碳稅是一種價格調控手段，可以為碳排放規定固定的價格，而碳交易體系則是一種數量調控工具，通過確定排放總量，由市場交易機制自行決定碳排放權的價格，最終形成的價格是浮動的。但是，市場交易價格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因此其價格可以出現劇烈波動，從而偏離政策初衷，削弱其減排功能，特別是當市場碳價長期低迷時，碳價對碳減排的引導作用將無法實現，也就意味著碳交易體系可能面臨失效。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引入碳稅，可以將碳價固定在社會合理水平，避免因為碳交易價過低而造成減排政策無效。

筆者以英國采取的最低碳價機制（Carbon Price Floor）為例。因為EU ETS的配額價格從2012年開始處于長期偏低的情況，導致碳價無法起到促進低碳投資和發展的目的，進而影響到長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實現。因此，為了促進本國的低碳發展和溫室氣體減排，英國決定從2013年4月1日起引入最低碳價機制，通過在氣候變化稅中加征排放價格支持機制稅率，使企業負擔的排放成本達到政策目標所需的水平，從而加強了對本國溫室氣體排放的管控力度。最初的最低碳價機制將2013年最低碳價設在每噸16 英鎊，到2020年上升到每噸30英鎊。在此期間，如果EU ETS的成交價格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碳價，政府通過加征氣候變化稅碳價支持機制（CarbonPrice Support）稅率來彌補差額。

2014年，英國首次調低了最低碳價設定值，使其僅體現英國的政策目標。即在2016-2020年間最低碳價被設定為18英鎊/噸，以支持英國企業競爭力、抑制家庭能源賬單增加，同時仍保持對低碳發電領域的投資激勵。最低碳價機制對不同能源品種設定不同稅率，但稅率嚴格按照不同能源產品的碳含量進行設置，保證計稅商品單位碳排放的稅率相同。

英國的這一做法，說明了碳稅與碳交易體系之間也可以存在良好的協調和互補關系，進而起到強化政策效果的作用。在英國之后，法國也曾明確表示有意在國內推行碳價下限機制，覆蓋受EU ETS管控的法國國內電力公司，并初步擬定在2030年前逐步提升碳價下限碳價，直至達到30歐元/噸二氧化碳的水平。

另外，價格機制的互補還可以有一種形式，即允許企業進行碳稅或碳排放配額之間的交易，并可用以沖抵其納稅義務或減排義務。比如，負有繳納碳稅義務的企業可以多繳納超出其應納稅額的碳稅，并將其多繳納的稅額折算成“排放抵免額”出售給受碳交易體系規制的企業，買方可以用這一抵免額來履行其減排義務。

同樣，受碳交易體系規制的企業可以將碳配額出售給負有碳稅義務的企業，買方可以用碳配額來沖抵應納碳稅稅款。從實踐來看，目前這一交易形式還沒有國家或地區采用，但卻有相似的嘗試，比如在墨西哥2014年開征的碳稅中，企業被允許用國內CDM項目產生的碳信用來沖抵其碳稅責任，目的是推動國內減緩項目的發展和碳市場的建立。

總之，在碳稅和碳交易出現蓬勃發展趨勢的同時，各國對這兩種政策的運用認識也在不斷加深，不再簡單認為二者是對立的，在一國已有一種政策的情況下，仍可以搭配使用另一種政策，通過互補使用，更好地實現本國的減排目標。筆者相信，國際社會在碳稅和碳交易上并行應用、協調配合的實踐，可以為我國下一步碳減排政策的選擇運用

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