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宣傳教育，喚起國民自我反省。20世紀70年代，日本作家高橋敷在其《丑陋的日本人》一書中，對本國居民各種不文明行為進行自我批評與反省。在東京奧運會時期，日本政府借機整治環境衛生，有蓋垃圾箱被推廣使用，提倡垃圾入簍、統一收集。經歷了“垃圾戰爭”后，東京居民意識到環境問題與自己息息相關，自覺進行垃圾分類、相互監督。從幼兒園開始對孩子進行垃圾分類教育，學校設置垃圾分類回收相關課程，孩子從小在家庭中就對垃圾分類方法耳濡目染。社區設有環保教育中心，宣傳環保理念，傳授環保措施。

二是分類指導，制定詳細的垃圾分類細則。將垃圾分類工作做細做實，從垃圾分類方法到丟棄垃圾時間都進行詳細規定。印發垃圾分類手冊，針對外國人有不同語言文字的指南。規定嚴格丟垃圾時間，單獨出版“家庭垃圾收集日歷”。有些地區會制定專用垃圾袋，某類垃圾使用特定樣式的垃圾袋丟棄。每隔一段時間會修訂分類手冊，以適應實際變化。

三是制定嚴格的法律制度，約束垃圾丟棄行為。分層次制定法律，保障垃圾回收體系的建立。如頂層設計的《促進建立循環社會基本法》；中觀層面的《廢棄物處理法》和《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位于基層的有關廢棄物處理、食品回收、家電回收等一系列法律細則。在日本不分類扔垃圾是違法行為，丟錯的垃圾會返還家中，若被投訴會被罰款，嚴重的還會承擔刑事責任，外國人可能會被遣返。

四是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形成了一套生活垃圾處理流程。2000年都區制度改革后，垃圾處理流程最終得到調整優化，變得更加有效。東京都23個區各自進行垃圾處理工作，各區負責自己轄區內的垃圾收運，垃圾在各區焚燒后運送至東京都政府運營的填埋場填埋。各區可以付費形式將無法處理的垃圾交予別區處理，導致各區政府鼓勵本區居民進行垃圾資源化、減量化。

總的來看，日本普及垃圾分類的過程體現了物理學、經濟學、環境學的多重意義。從物理學角度來看，垃圾分類是一個熵減過程，系統逐漸從無序走向有序；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垃圾處理廠選址問題體現了“鄰避效應”，通過公眾參與避免了“公地悲劇”；從環境學角度來看，垃圾減量化與資源化的結果是保護了生態環境。日本對垃圾分類問題的持續努力最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5年，東京的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比例高達75%，填埋僅占3%，循環再利用占20%，每日人均生活垃圾排放0.8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