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之策。”這一觀點成為與會委員、專家的共識。國合會副主席索爾海姆表示，環境不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更不是社會發展中必須犧牲的“代價”，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統一，需要全社會認識到更好的環境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教育機會、更優質的健康生活。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十四五”期間的重要目標，綠色轉型將成為這一時期的重大趨勢。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鄭新立強調，預計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平均每年將有1300萬以上的人口進入城市，由此帶來的綠色建筑市場發展前景廣闊，綠色經濟產值可達12萬億元。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提出，城鎮化可以與綠色轉型有效結合，科技創新也要與綠色轉型緊密結合，而綠色消費也將成為拉動經濟的關鍵因素。不少專家指出，環境問題是經濟發展方式和能源結構問題，更是社會消費方式和觀念問題，同時也是技術和金融問題，但相對于行政手段而言，技術和市場手段相對滯后。

在研判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的生態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時，國合會特邀顧問胡保林分析認為，目前環境變革的進程還是滯后于經濟社會變革進程，亟待提高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話語權、主導權和監管權，并使公眾在環境事務上有更廣泛、深入的參與。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對此表示認同，他強調，環境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在縮小，但沒有完全協同匹配，環境質量改善目標完成情況明顯好于、快于綠色發展和治理體系轉型的進程，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經濟、環境發展差異不斷增大。因此， 編制“十四五”規劃應進一步強調任務部署，把“做什么”的規劃變成“怎么做”的規劃，尋找對應環境質量改善、推進綠色發展、建設現代化治理體系三大目標的戰略路徑和政策抓手。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陸軍則表示，目前中國已經啟動了“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在這個階段，尤其需要強化生態環境規劃的基礎與引領作用。

“‘十四五’可能進入攻堅戰與持久戰的交匯期，也就是從遏制嚴峻環境污染形勢的攻堅戰進入實現環境質量根本好轉的持久戰，這就要求在治理方式上保持一如既往的政治定力，還要開拓打好持久戰的制度創新。在編制‘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同時應該著手研究2035年遠景目標，謀劃更長時期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戰略布局、目的指標和重點任務，突出規劃的連貫性、預見性。” 生態環境部環境發展中心主任任勇說。

中國已成為推動建設清潔美麗世界的引領者，而經歷過或正在面臨與中國類似環境問題和挑戰的世界各國代表也帶來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和建議。國合會委員、澳大利亞環境與能源部常務副部長普拉特表示，澳大利亞與中國同樣擁有大量的煤炭資源，在引導各州級、地市級政府部門貫徹執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承擔污染防治和廢物管理職責方面也遇到了各種挑戰。

而澳大利亞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綠色轉型的手段包括從國外進口大部分消費產品以縮小制造業規模，各級各部門共同簽訂建立國家層面的可持續發展計劃，引導社會投資支持產品循環利用等。“當然，貿易環境對實現循環經濟非常重要。國際貿易使產品生產周期變短，次級材料得以充分回收利用，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普拉特說，中澳兩國在此方面是互惠互利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全球貿易爭端和單邊主義愈演愈烈，各國應該從綠色發展、氣候變化等利益共通的問題上入手，加強多邊合作。

國合會委員、德國聯邦環保署署長克勞茨貝格爾舉例說，德國目前有70%左右的創業公司集中在環保行業或置身于綠色經濟體系，而早在2016年，德國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投資約占市場投資總額的15%，綠色經濟對GDP的貢獻達15%，超過150萬人從事綠色產業，這都是可供中國在“十四五”綠色轉型時參考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