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抵消機制的國家碳定價制度中，設定嚴格的基準線可以消除“碳信用超發”所造成的排放影響。當減排項目的BAU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或碳市場價格較低時，為了保持抵消機制的環境完整性，應收緊基準線。然而，當減排項目BAU的不確定性下降或碳市場均衡價格上升時，設定寬松的基準線可抵消“碳信用緊縮“帶來的排放影響。因此，為了保持抵消機制的環境完整性，應根據各減排項目特點及市場條件來制定項目基準線的松緊程度，以調整碳信用緊縮與碳信用超發的比例。

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體系下的碳抵消補充機制被認為是一種低成本實現減排的方式，然而對于減排項目的認定則需要對其基準線，即項目活動未實施的情況下通常可能發生的情況（Business as usual，BAU）進行判定，而最終碳抵消信用額度獲得的多少則需根據減排項目自身排放相對其基準線排放的差額來決定。

一般來說，政策制定方會在減排項目方法學中規定減排項目各種可能的BAU情景（或組合），而其中最有可能的BAU排放情景即為減排項目最終確定的基準線。

減排項目的基準線情景越糟糕，基準線排放越高，項目業主獲得的抵消碳信用就越多，得到的收益越多，項目業主開發的積極性也就越高。

減排項目業主應該會比政策的制定方更清楚自身項目的BAU情景，因此真正的BAU排放情景有可能與方法學中設定的項目基準線不一致。

例如常規光伏電站，方法學規定項目基準線可直接確定為”項目活動生產的上網電量由所屬區域電網替代生產“。如今的項目BAU果真如此嗎？在日照條件充足、建站位置優越的地區，你不建別人也會來建。

當BAU排放情景與項目設定的基準線不一致時，那些基準線設定較為寬松（即基準線排放高于真正的BAU情景排放）的減排項目就會被吸引參與進來。

由于參與抵消機制的項目業主可以在項目排放不變的情況下，依照設定的較為寬松的基線排放，獲得更多超出實際情況的減排抵消信用額。因此，當這些超發的抵消信用額被控排企業買走后，全社會碳排放總量就可能會增加。

上述這種現象稱之為“碳信用超發的抵消”（Over-Credited Offsets），即項目獲得的抵消信用額超出了項目自身實際的減排量，抵消效果被夸大，最終可能導致總量控制與交易體系中抵消機制的失靈。而問題出現的原因就是因為項目基準線設定的較為寬松，導致基準線排放高于真正的BAU情景排放。

反之，如果項目基準線設定較為嚴格（即基準線排放低于真正的BAU情景排放），項目的實際減排量超出了其獲得的抵消信用額，全社會碳排放總量就可能降低，而降低的量就是項目設定的基準線排放與真正BAU情景排放之間的差值。這種現象被稱之為“碳信用緊縮的減排”（Under-Credited Emissions Reductions）。

有學者認為，設定較為嚴格的基準線會使環境受益，因為減排項目獲得的抵消信用要低于項目實際的減排量，因此碳信用緊縮對于減緩氣候變化項目在保持環境完整性方面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保持碳抵消信用額度總體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收緊基準線，碳信用緊縮下的減排項目可以完全平衡掉碳信用超發下減排項目所造成的排放影響。

抵消信用的供給是出于減排項目業主對利潤追求的最大化。影響項目業主供給的因素主要有六個，即：BAU排放量、減排潛力、邊際減排成本、設定的排放基線、單位交易成本、以及抵消信用額的均衡價格。

項目業主方應該很清楚其項目的BAU，而監管機構只是設定了預估的基線情況，后者在數值上等于減排項目的BAU排放量加上一個排放浮動值。

減排項目業主可以決定是否開發項目（即是否參與碳抵消機制）。對于那些邊際減排成本較高或者基線排放較低的項目，由于收益較低，項目方不會選擇參與。

有一些項目的邊際減排成本通常低于扣減交易成本后的抵消信用價格，這些項目的碳減排收益足以吸引項目方參與并讓項目實施減排。但如果它們的基準線被設定的較為嚴格，得到的抵消信用額就可能會偏低，同樣可能會影響項目方的開發。

而另一方面，如果項目的基準線設定的較為寬松，即使這些項目的邊際減排成本高于扣減交易成本后的抵消信用價格，由于得到的碳信用會存在超發，因此項目方仍有可能積極選擇開發。

當“總量控制與排放交易”計劃下的監管部門希望利用碳抵消機制來控制全社會排放總量的上限時，碳信用超發下的供給會導致排放量上升，而碳信用緊縮則會導致排放量下降。

然而，對于一些關鍵市場因素如碳價、BAU排放的不確定性、以及減排成本的變動，又會對碳信用超發或碳信用緊縮產生何種影響呢？

碳信用緊縮下的減排項目極易受到抵消信用價格的影響，而碳信用超發的項目則不會。只要抵消價格減去交易成本是正的，碳信用超發下的減排項目就有利可圖，就會考慮開發。因此，在價格水平足夠高的情況下，抵消信用價格的上升對碳信用超發項目的供應影響不大。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碳信用緊縮項目的開發則受制于抵消信用價格。隨著抵消信用價格的上漲，更多碳信用緊縮的項目才會開始盈利。

較高的減排目標會導致較高的抵消均衡價格，由于減排的回報增加，因此會吸引更多的項目方參與進來。這對于那些基準線設定低于真正BAU排放的項目來說是件好事，參與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這一方面增加了碳信用緊縮下的減排數量，同時對碳信用超發下的抵消信用數量也沒有影響。

當BAU排放的不確定性程度較低時，為降低總排放，基準線的設定往往不需要過于嚴格。這是因為BAU排放的低不確定性意味著項目更有可能獲得與其BAU排放相匹配的基線。在這種情況下，基線高于BAU排放的項目會很少，碳信用超發下抵消信用的供應也會降低。

如果BAU排放的不確定性很高，碳信用緊縮下的抵消總量超出碳信用超發下抵銷總量的可能性不大。較高程度的不確定性意味著項目BAU排放存在較大的預估性。如果一個項目其預估的BAU排放遠遠大于其真正BAU排放，則很有可能會被設定一個超出其真正BAU排放的基準線。項目方自然會樂于參與并獲得超發的抵消信用額度。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項目其預估的BAU排放遠遠低于其真正BAU排放，則很有可能會被設定一個排放較低的基準線，以至于項目方認為沒有額外收益而不會選擇開發該減排項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項目并不會產生碳信用緊縮的情況。如果控排企業減排的目標較低，減排項目方在決定是否開發項目時，這種影響就會放大。

有研究表明，當BAU排放的不確定性很低，或者當碳市場已存在較高的均衡價格時，在平衡“碳信用緊縮的減排”與“碳信用超發的抵消”之間所造成的排放影響時，往往不需要設定太過嚴格的基準線。

較高的抵消信用均衡價格會帶動一大批基線設定低于其BAU排放的項目。這類項目參與數量的增加會使”碳信用緊縮的抵消”數量上升。因此，當抵消信用的均衡價格上升時，收緊基準線以平衡碳信用緊縮與碳信用超發之間比例的需求就會降低。

為保持碳抵消機制的環境完整性，同時對抵消機制節約的大量成本不造成損害，政策制定者應根據能夠對碳信用超發和碳信用緊縮之間比例產生影響的項目特征和市場條件，來調整基線的松緊程度。這意味著，為保持抵消機制的環境完整性，抵消信用的均衡價格每上升10%，基準線排放可以適度上調1~2%。

上述分析暗示出兩個關鍵性的政策建議，而這兩項建議都涉及基準線調整的嚴格性。

首先，“碳信用超發的抵消”問題的嚴重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碳價格預期的上漲而有所下降。基準線設定的嚴格限制會有所放松，以鼓勵市場提供更多抵消信用。因此制定保守的基線設定措施的短期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但未來可能就會存在問題。

其次，碳信用超發與碳信用緊縮可作為不同項目之間區分基準線嚴格程度的判定依據。對于BAU排放不確定性較低的項目類型，為保持抵消機制的環境完整性，可設定較為寬松的基準線。此外，對于邊際減排成本較低，減排量供給潛力較大，或交易成本較低的項目也可設定較為寬松的基準線以保持環境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