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新辦4月22日地球日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中，“推動綠色發展”成果和“建設綠色之路”的展望占據了相當篇幅，中國落實“綠色一帶一路”承諾的決心依然。
“一帶一路”倡議的環境影響一直都是關注熱點，一方面中國不斷落實建設“綠色一帶一路”的政治決心，另一方面，關于中國投資水電、煤電等環境敏感項目的質疑不斷，有輿論甚至認為“一帶一路”是在轉移中國國內環境壓力。
中國已經出臺了包括《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及《“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等多個實施
政策。此外，原國家林業局和商務部發布的《中國企業境外可持續森林培育指南》，中國五礦
化工產品進出口商會發布的《中國對外礦業投資社會責任指引》，綠色金融委員會和倫敦金融城發布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等，都希望以行業指引或者自愿原則的形式約束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環境影響重大的經濟行為。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創始之初就將“綠色”作為核心價值“精簡、廉潔、綠色”的重要組成，在其《環境與社會框架》中表示將幫助落實各國在《巴黎氣候協定》中的承諾；至今，AIIB已經參與了包括埃及“光谷”本班在內的多個清潔能源項目。中國的其他政策性銀行也大大增加了對清潔能源的投資。比如，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為拉美地區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考查里電廠提供了85%的建設資金。
然而，環境智庫世界資源研究所和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研究表明：2014到2017年間，中國主要國有銀行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中有75%流向化石能源項目。此外，中國在蒙古、剛果（金）、印度尼西亞等地區參與投資的水壩項目，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本身已制定了健全的國內環境保護
法規。對于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中國的指南越來越多，但仍缺乏有關實施、監督和執法的重要細節。”
這些研究結果表明了“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復雜內涵及其在特定階段出現的特定挑戰。能源普惠對于提高總體福利水平——就業、健康、脫貧等的近期效果大大超過了氣候變化的遠期意義。如何在兩者之間做到兼顧，本身就是可持續發展諸多目標間互洽的挑戰。同一份世行報告還指出：“可能令人鼓舞的趨勢是，一些中國大企業（的海外項目）開始自愿采用更多由非政府組織和行業協會制定的更嚴格的環境標準。”
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真正決定投資行為綠色化的是“一帶一路”伙伴國或者投資目標國的行業和環境政策，而非僅靠中國政策。
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報告中建議中國投資應該和伙伴國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所承諾的國家行動（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簡稱NDC）掛鉤，但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即使實現NDC承諾的內容，其煤電比例在2050年仍將保持在25%，絕對裝機總量會比現在增加5倍。
隨著互聯互通的深入，產能合作和貿易往來不斷擴大，“一帶一路”國家工業園區產業定位、生產線技術選擇、進口家電效率和機動車排放要求，都將更多的由伙伴國的政策和標準決定，這才是根本上影響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長期趨勢的關鍵。
以“高耗能工業產品能耗限額”來說，其標準是促進工業技術改進、提高能效的一個政策手段。但各國水平差異很大，很多不發達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還存在政策缺位。如果伙伴國的政策和中國能夠同樣嚴格，就能確保高質量產能合作，避免低質產能的流入。各個國家的最低能效標準是影響終端能源消費的關鍵政策，中國是家電制造和消費大國，為了
節能減排制定了嚴格的能效標準，但很多”一帶一路“國家缺乏此標準或其水平低于中國，造成中國出口比國內
市場更低能效的產品。如果能夠促進標準協調互認，則可以實現伙伴國進口使用高能效產品，降低遠期能源需求。
因此，為了真正落實“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宏觀目標，除了從中國的角度提出各種“指南”，倡導“硬實力”——投資行為，自愿采用更嚴格的環境標準，更應該共同發揮中國的綠色“軟實力”，為有需要的伙伴國強化本國保障綠色發展的政策體系提供支持。
首先，建立對中國“綠色軟實力”的自信。雖然中國本身仍處于“污染攻堅戰”階段，但過去幾十年間建立了完善的環境保護、清潔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法律、法規、規劃、政策、標準及其實施體系；輕型車國六排放標準被稱為“史上最嚴”；可再生能源的突飛猛進得益于規劃和經濟激勵；電動車發展正在實現清潔
交通彎道超車；某些家電的最低能效標準開始趕超發達國家水平；中國作為G20綠色金融議題的發起國，已經成為規則制定者。這些都是“綠色軟實力”的例證。中國對國際環境治理的影響力也有目共睹，在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后，為確保協定的落實發揮了基石作用。重要的是，和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可持續之路是在發展中保護，是不同于工業文明的生態文明，“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很多
問題都是中國經歷過的，也更適合從中國的經驗和教訓中找到答案。
其次，梳理和識別對“一帶一路”經濟活動的環境影響最關鍵的政策標準，有針對性地開展政策溝通、銜接和經驗分享。政策交流合作需要很多人力物力投入，有側重才能有突破。以受關注的煤炭投資為例，中國制定了比美國和歐盟還要嚴格的電廠污染排放標準，通過行業發展規劃限制了低效煤電廠開工，是超低排放燃煤發電技術的領先者。同時，中國的煤電產能過剩現象，也可能未來出現在亞洲其他國家。與此密切相關，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規劃、政策以及發展歷程，積累了全面的經驗和教訓，非常值得分享。和礦業發展相關的生態保護標準，和產能合作相關的高耗能工業產品能耗限額標準，和基礎設施開發相關的綠色建筑、綠色照明、綠色供暖、綠色制冷等政策體系都是影響綠色發展的關鍵節點。
再次，重視和伙伴國進行能源、區域發展等長期戰略規劃的溝通。“一帶一路”合作的項目選擇多數靠伙伴國的需求，有些短期重要但遠期環境影響堪憂。由于體制特點，中國擅長制定和執行清潔能源、
節能減排等綜合規劃，也是“綠色軟實力”的重要方面；戰略溝通有助于為開發更綠色、清潔的項目營造政策氛圍。
以中國和約旦的合作來說，約旦是“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第三大投資對象國，大部分投資流向頁巖油開發。其中原因是依靠進口石油的約旦頁巖油儲量很大，項目符合其能源供給多元化的要求。然而約旦還擁有異常豐富的太陽能風能資源和廉價的荒漠土地，技術可行的供給可達到2050年全部
電力需求的6倍，電網等基礎設施的缺乏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障礙。若能增進規劃溝通，也許可以從更綜合的角度出發，挖掘支持太陽能發電、電網建設和城市電氣化程度總體提升的投資機會，真正實現能源安全和綠色發展的飛躍。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研究及技術合作是推動以上工作的具體實現形式。在中國和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綠色發展中，發達國家的智庫、民間組織發揮了許多作用。他們介紹西方的經驗和教訓，為許多國家的規劃、政策、標準制定提供咨詢。中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也應該更主動的走上前臺，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更緊密長期的實質性合作。
“一帶一路”大寫意已經為發揮“綠色軟實力”提供了制度框架，但畢竟落實永遠是最大的挑戰，需要機構、人力、資金和專注。中國已經和100多個合作伙伴共同成立了“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為更多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礎。4月25日開幕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上，中國國家發改委聯合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能源基金會發起了”一帶一路”綠色高效制冷行動，其中也提到要加強“能效政策和標準的交流合作”。
“軟實力”的提出者哈佛教授約瑟夫·奈說，“最好的宣傳是不宣傳”。建設綠色“一帶一路”不需要表決心，重要的是將影響發揮到實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作者胡敏為綠色創新發展中心執行理事，本文首發于4月28日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