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當人們仍在為“什么是能源革命的內涵”而爭論不休時，一場始自少數國家并迅速波及全球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已經悄然展開。

近年來，世界似乎進入一個大轉型時期。地緣政治、國際關系、經濟增長、金融貿易、環境保護、科技創新等領域充滿了風險、動蕩和不確定性，同時又在醞釀著機遇、突破和光明未來。事實上，機遇與挑戰并存、風險與收獲疊加是人類歷史上每一個重大轉型時期的共同特征。

對中國和世界而言，這次大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和核心內容就是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以及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今天，我們不再懷疑大轉型是否會發生，因為我們看到的是經濟社會的大轉型已經發生、正在發生、而且正在加速進行。其中，最為突出的或許就是能源系統的低碳化加速。

2016年中國政府制定了《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30）》，明確提出對能源消費實行總量控制：到2030年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不超過60億噸標準煤。這意味著中國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將從本世紀前15年的7.39%的年增長率下降到第二個15年的2.24%，能源消費增速下降70%。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一個重要標志。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對能源消費實行總量控制的國家。另外一個國家是丹麥。丹麥的能源消費早在1970年便達到峰值。因受到石油危機的刺激，丹麥開始實行節能政策，迄今能源消費量已經下降近五分之一。對能源消耗自設限制本身就是一項革命性的舉措。為什么？因為自工業革命開啟人類化石能源時代以來，能源，特別是化石能源消費量就與經濟總量密切掛鉤；能源消費的增長就意味著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以及生活的幸福。誰又愿意對自己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主動設限呢？然而能源消費在激發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憂慮和困擾。從資源方面，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英國學者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曾經憂慮煤炭資源枯竭對經濟和生活的影響。100多年過去了，煤炭并沒有枯竭，但煤炭的開采和燃燒對人們的生存環境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嚴重影響：煤礦開采對植被、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破壞，對生產安全和生命健康的影響，煤炭燃燒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重金屬顆粒物和溫室氣體對環境的污染，成為工業時代的傷痛和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世界各國幾乎都把能源轉型的重點放到對煤炭的限制和替代上。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誕生地，也是煤炭利用的先行者。煤炭的利用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反過來，工業革命又進一步推動了煤炭利用的擴張。正如物理學功能轉換定律所揭示的那樣，煤炭作為能源曾經讓大英帝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不僅使其成為全球第一的經濟體，而且成為主宰世界的日不落帝國。但也正是煤炭的燃燒造成了狄更斯筆下的倫敦霧都和1952年12月那場導致了成千上萬人喪生的倫敦煙霧事件。正是那個刻骨銘心的事件，讓人們認清了煤炭使用的陰暗面及對生命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傷害，也讓政府感受到不得不面對的巨大壓力。倫敦煙霧事件之后，英國政府出臺了限制煤炭的立法，開始對每一個城市限制煤炭的燃燒利用。短短幾年之后，英國煤炭消費于1956年達到峰值并從此開始下降。2017年4月20日，英國全國沒有一公斤燃煤用于發電。據說，這是自1882年倫敦建立第一座燃煤發電廠以來，英國首次出現零煤發電工作日，是英國向無煤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標志性的里程碑。

當英國煤炭消費開始下降時，美國的煤炭利用卻在一路攀升，并且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直到2004年煤炭消費總量才達到峰值并開始下降。美國地域廣大、人口密度低，人均用電量大，對煤電的依賴程度也高。即便如此，在2004年煤炭達峰后的十幾年間，美國煤炭消費總量也開始了快速下降的總趨勢。煤炭需求和生產下降直接影響到產煤區煤礦工人的就業和生計。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就曾發誓重振美國煤炭業的輝煌而獲得產煤州選民的支持。上任后他也試圖兌現競選承諾，幫助產煤區恢復生產，重振煤炭經濟。無奈形勢比人強，美國的煤炭消費并沒有因此上升。其主要原因不是沒有政策，而是缺乏市場。過去十幾年中，美國的頁巖氣革命使天然氣的開采和利用成本大為降低，對煤炭的競爭優勢加劇，此外，眾多企業對未來氣候變化政策的預期使得煤炭發電頗為過時。當天然氣替代煤炭成為穩定的市場預期之后，煤炭盛極而衰成為必然趨勢。

美國新一輪的能源革命是從頁巖氣革命開始的。相比較而言，英國的煤炭替代與石油和天然氣的使用密切相關，特別是在上世紀北海石油的開發和使用促使英國走上了逐漸擺脫煤炭的道路。

在中國，煤炭仍是主體能源。在相當長時期內煤炭簡直就是能源的同義語。這不僅因為在全國能源資源稟賦構成上煤炭占絕對多數，更在于整個能源消費的比重上，煤炭一直占大頭。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仍不低于四分之三。石油和天然氣消費迅速增加后，煤炭比重呈現出下降的情形，但消費總量卻在持續上升。就在幾年前，業界仍普遍預期，直到2020年以后，我國煤炭消費才可能出現峰值。然而，數據表明，中國煤炭達峰時間大大提前。在2013年中國煤炭消費達到了史無前例的42億噸，并從此開始進入下行軌道。2014至2016年，煤炭消費量出現加速下降趨勢，三年同比下降率分別為3.0%、3.7%和4.7%。在2017年，無論是工業界還是研究人員都普遍預期，中國煤炭消費會大幅上揚。國際科聯“全球碳計劃”更是推斷中國煤炭消費上升3%。然而現實情況證明，學術界又一次高估了中國的煤炭消費量，當年的煤炭消費量只比前一年提高了0.4個百分點。

中國煤炭達峰和下降緣于兩個主要因素：一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即所謂的經濟新常態，二是可再生能源的迅速發展。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中國的一次能源中，雖然天然氣總量和比重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遠低于非化石能源，特別是風光水能。可以說，正是風光水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實現了對煤炭，特別是煤電的快速替代，導致煤炭消費超出預期提前達峰并迅速下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已經發生，并對中國和世界環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014年以來，中國的空氣質量逐漸好轉，中國和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暫時出現峰值也與中國煤炭消費達峰有重要的內在聯系。

高碳化石能源時代肇始于煤炭的使用。石油的單位能源碳排放（碳密度）是煤炭的四分之三。因而，石油被引入能源體系，總體上降低了該體系的碳密度。天然氣的碳密度更低，不到煤炭的一半，是石油的三分之二。隨著天然氣在一次能源中比重的提高，能源體系的碳密度進一步下降。對許多國家而言，從能源的煤炭時代過渡到油氣時代是能源體系低碳化的重要轉折。從1859年在賓夕法尼亞州打出第一口油井開始，美國便逐步從煤炭時代走向油氣時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約90年間，美國不但以石油革命帶動整個能源體系率先進入煤氣時代，而且在能源低碳化方面把英國這個老牌的工業強國遠遠甩在后面。英國的追趕開始于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盡管起步偏晚，但僅用了20多年，到1970年便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油氣時代。從此以后，憑著天然氣對煤炭的替代，其能源體系碳密度竟然在上世紀末趕上并反超美國。在經過幾年的反復之后，英國幾乎與美國同時開啟了一個加速去碳化的新時代。英國能源體系去碳化用了160年時間完成了對美國的追趕過程。

中國的煤炭達峰原因與英美乃至其他發達國家不同，并非以油氣為主力替代煤炭，而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在中國始終沒有出現一個以油氣為重的能源時期，而似乎是由煤炭時代跨越油氣時代直接走向一個非化石能源為主導的新時代。以2006年為轉折點，中國能源系統的去碳化開始加速。這一年也是《中國可再生能源法》實施的第一年。十幾年來，中國的去碳化趨勢明顯，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國家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中長期規劃明確2030年后中國的非化石能源發電將超過煤炭發電，屆時非化石能源利用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將比現在提高一倍，一個以非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新時代已初顯端倪。

技術變革加速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不斷下降，同時全球競標價格正在不斷地創造新低。在德國2018年的首輪可再生能源項目招標中，風電平均中標價格為每度電4.73歐分（約合0.37元/kWh）；太陽能發電平均中標價格為每度電4.33歐分（約合0.34元/kWh）；中標電價均顯著低于德國電網平均購電價格。荷蘭政府招標了全球首次無補貼的海上風電項目，預計該項目將于2022年并網發電。中國第三批“光伏應用領跑基地”剛剛結束競標，最后的兩個基地--青海省的格爾木和德令哈的競價中，投標企業報出了0.31元/kWh的電價，這甚至低于當地0.32元/kWh的燃煤脫硫標桿上網電價。風電和光伏發電的成本正在快速逼近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平價上網的時代即將來臨。

無論中國、美國、英國還是其他大國，占全球能源消費量多數經濟體的能源系統的低碳轉型不僅正在發生，而且在加速進行。但少數國家，如印度和日本等國，其能源系統低碳轉型趨勢相反，好在這類情形在全世界十分少見，因此并不影響全球能源系統加速轉型的大趨勢。這個大趨勢就是正在發生、并加速進行的全球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這個大的歷史趨勢。在其展開的過程中未必一帆風順，但是總的趨勢不可阻擋、更不可逆轉。

全球能源革命對中國發展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在最近的10年中，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領頭羊，不僅裝機總量最多而且投資量最大。2015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中的比重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其后，盡管2016占比有所下降，但2017年中國不僅繼續領跑全球，而且占比大大提高，境內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額為1266億美元，占全球總投資額的45%。繼煤炭消費達峰之后，中國能源總量控制明確中長期目標，同時也提出能源系統低碳化目標及2030年非化石能源發電占比達到50%的目標。這些國家目標不僅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在能源系統綠色低碳轉型中的國家意志，而且也通過國家政策和具體措施將目標轉化為行動，保證目標的達成。按照這一目標，中國碳排放將在2024年達到峰值，而后逐年下降。這個峰值只比2017年高出0.1%，甚至小于波動幅度和統計誤差的范圍。聯系到近年來的數據，我們可以認為，2014年中國已經進入了碳排放達峰的平臺期。此平臺期大約會持續10年，而此后中國碳排放將逐年下降。這個發展比至于中國承諾提前了6-16年的時間，進一步表明了中國的綠色低碳轉型正在加速進行。

中國在能源低碳化過程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特別是在太陽能光伏和風能設備制造、電廠建設、電力傳輸等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給予了極大優惠條件和資金補貼，在用地、稅收、信貸等方面給予可再生能源發展支持是任何國家所難以匹敵的。企業和居民也為可再生能源電力付出了額外的費用。中國全社會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是近年來能源系統低碳化的基礎，為一個新興產業從無到有、并發展壯大成為全球最大規模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其規模效應是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必不可少的前提。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再生能源大發展對全球能源系統低碳轉型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當然，在此過程中也出現過嚴重的資源浪費和成本負擔。最大的資源浪費或許就是可再生能源發電中的棄風、棄水和棄光問題。在問題嚴重之時，曾有的省份三分之一的風電設備閑置而無法發電上網。這里面既有資源空間分布的局限，也有技術發展的限制，更有體制機制的制約。可見，能源系統的低碳化需要能源技術和能源消費的革命，更需要體制機制的變革和優化。

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中國綠色轉型正在多個方面鋪開。除了能源系統的低碳轉型，中國在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融資、以及綠色產業發展上都有了長足的進展。對專家、公眾和決策者而言，新的共識已經形成，那就是全球正在發生并加速展開的能源革命。抓住機遇，中國將有可能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而深刻的綠色轉型。我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時代：這是一個加速轉型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全面終結化石能源利用的時代，是一個重構人與自然和平共處、和諧發展的新時代。

作者：齊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大眾汽車”講席教授，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