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這一艱巨、緊迫的任務受到了眾多國家和地區的重視，其中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也針對空氣污染、溫室氣體的排放提出了很多大范圍、大規模的措施、戰略與政策，特別是對快速發展工業化的城市這一重要的污染來源，進行污染源管理、開展循環經濟政策。然而伴隨這些戰略、措施而來的包括碳減排及其帶來的協同效益等大范圍影響，卻因城市間跨區域碳排放干擾單個城市的碳排放統計等問題難以得到系統地量化。那么，國家碳減排目標落實到城市層面，相關政策帶來的影響在單個城市角度與城市整體角度應如何量化分析呢？在這些影響中，城市的碳減排行為又能給當地帶來多少健康協同效應呢？Ramaswami等人2017年11月發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上的文章Urban cross-sector actions for carbon mitigation with local health co-benefits in China為解決這些問題，以中國637個城市為對象，通過開發新的數據集和基于多城市協同定位數據估計共生潛力的新算法，推進跨城市、城市、腹地和全國范圍的多尺度系統聯系，以量化在城市中特有的“城市-工業”跨部門交互帶來的脫碳效果和健康協同效應。

文章首先分析闡述了以往研究沒有量化碳和健康協同效益潛力的三個可能的原因：（1）滲透到支撐商業、工業、居住等活動的工業鏈中的城市間跨區域碳排放干擾了單個城市的碳排放統計；（2）城市通過居住-商業和工業活動協同定位對碳減排的潛力還未得到充分評估；（3）在城市層面由于城市內部和外部燃料使用減少而產生的碳減排和PM2.5協同效益沒有合適的模型去衡量。隨后作者為解決以上問題，經過對中國能源結構的分析和已有案例的參考，認為技術創新和廣泛實施的中國城市工業共生戰略能夠為國家脫碳做出重大貢獻，同時也減少與燃料相關的PM2.5排放，并因此為量化效益開發了依托于2010年中國637個城市數據的可用于表征能源利用的全新綜合數據庫——中國城市工業基礎設施（CCII）數據庫，并結合此數據庫引入能級和材料交換算法來量化個別城市“城市-工業”共生的潛力，其中能級算法匹配高、中、低三個等級的工業廢物熱量，材料交換算法則針對來自于鋼鐵廠和電廠的廢物。隨后作者提出了兩個情景：一是假定十二五規劃達成，對中國城市間跨部門“城市-工業”共生潛力的評估；二是在提高單一部門效率的條件下的跨部門的潛力。兩種情景均屬于假設分析，作者通過2010年不同類型的城市在兩種情景下的表現，即比較高度工業化、高度商業化和混合經濟的中國城市，以深入了解未來城市（即從工業到商業）的經濟轉型對共生潛力的影響。另外，健康效益的計算是通過對該城市年齡分布的人群應用濃度-反應函數實現，計算由于城市PM2.5濃度下降而避免過早死亡的人數。

主要結論：（1）高度工業化城市的平均直接碳排放高于高度商業化和混合經濟城市。（2）與傳統的單一部門戰略相比，通過緊湊型城市設計和循環經濟政策推動的跨部門戰略為國家二氧化碳減排額外貢獻了15％-36％。（3）健康協同效益方面，每年約有25500至57500的人得益于碳減排而免于空氣污染導致的過早死亡，同時此效益在各個城市的區別很大：從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小于1％到37％和避免過早死亡的小于1％到47％不等。（4）即使在單一部門效率高的情況下，中國也將有足夠的余熱來支持“城市-工業”共生。